石头记

6月的头上，跟同事去了鼓浪屿，知道了红猪为什么要一去再去了。

6月中旬，和一帮不知名的诗人去了新疆腐败。

但都不是不结伴的旅行，一次次的离队。

7的旅行在哪里呢？

蚊子好多

常常在和一个人分别了很多年以后

重逢时错愕地听见他们在描述着一个陌生的、和你完全无关的你自己。

像是一个你早已遗弃的、有着你的脸的死婴

却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他们的温室里孵养长大。

你恐怖地想象着那个死婴，

在他们的温室里，发出波波声响成长的情形。

有一天，你在戏院里，或是隔壁的公用电话，

或是公车后座两个恬噪的女人的谈话里，

听见他们在谈论着“你”

——那个早在某一处岔口和你分道扬镳的“你”。

那不是我！

你在心里大喊。

其实我答应马博士了，这张不传给他老婆看，免得下次来不了上海了。整个晚上，马博士都很累，道长说，他就是这样。道长和止庵兴致很高~~~整晚的话题都是张爱玲和小团圆。

演讲现场，马博士首先很脸皮厚的推销自己新书，道长一边偷着乐

说天文，让我们还是从星座开始吧。

天文是处女座。处女座最易为实物所役，所以在《世纪末的华丽》里，天文透过米亚铺陈一季季的时尚，用颜色和嗅觉重建一个女人的世界；在《荒人手记》中，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频繁地闪现在各个段落，连爱人间电话朗读的篇章居然也是列老的著作，天文说这是因为小说中不出柜的男同志是大学老师；而《巫言》则达到了一个极致，从最新潮的电子产品、跑车到年轻人亚文化生活方式，天文这些年照相式记忆的这个世界，洪水般的涌出笔端，把小说写成了一本“博物志”。天文的老师胡老师说︰“格物尚在致知是先。格物完全是一种天机。”天文的好友舞鹤说她，“在生活中，朱天文‘读物阅人’，物不离人，书写来自她对‘现实存有’的热情；‘物的情迷’正是她小说的特色，这种情迷颇似所谓‘物之哀’，它也使作品中常出现的类‘博物志’书写具有文学的美。” 而天文自己说，格物也许是本能。

行动缓慢是处女座的另一特性。所以，从2000年动笔，直到去年才把小说全部写完出版。要不是天文的妹婿唐诺和隐居淡水的好友舞鹤的鼓舞，《巫言》真的要成了无止境的射线了，虽然天文说写的很过瘾。唐诺后来对她说，《巫言》20万字除以8年，一天只写了七十七、七十八字。此时离开1994年获得时报百万小说奖的《荒人手记》已经14年了。天文说，她实在太迷恋于看这个世界了，在歧路花园中流连忘返。

爱好秩序，所有事物都应该在其恰如其分的位置，如此才能闪闪发亮，闪闪发亮。这是天文说的处女座又一本性。看到自己观察到的这个世界每个细节，在自己笔端下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天文说，她有一种美学上的快乐。

印刻版的《巫言》封面是一张天文临窗的书桌，淡淡墨迹的“花”字印在桌上。一张稿子摊满书桌，据说那上面写的是日记。窗外郁郁葱葱。这一瞬间也同样出现在侯孝贤为《印刻文学生活志》拍摄的广告片里，短片里的主角是天文和她的猫。夏日锦藤，猫儿呵欠，闻嗅天文的笔尖。想来，那是侯孝贤唯一一次将天文作为女主角摄入镜头吧，那是2003年，《巫言》还在写作的巫途中。

《巫言》是怎么写成的？天文在许多访问场合一遍遍的复述，她对好友舞鹤说“我是2000年6月着手写此长篇，写了几个月停下，去参加《千禧曼波》电影剧本工作。次年坎城回来拾笔再写时，灵光一闪把原来的题目《谋杀与创造之时》改掉，确定为《巫言》，写到年底又停。2002年仲春再写，分篇目，订出〈巫看〉、〈巫时〉、〈巫事〉、〈巫途〉、〈巫族〉五篇，写到秋天又停。……这分散写作的几年间，失去自由如坐牢。每次，仓促火急被借调出牢，做些世间事，做完就拖东赖西的延宕着回牢，同时又被良心谴责催逼，最后只得自动报到入囚。而且完全如你所说，这一拉开距离之后再走入，都是从‘唉呀怎么写成这副德行’为开始，修改剪贴，也像暖身暖够了才接续往下写。所以整个过程似乎是，越写越漫长，没完没了。其实写好写坏，当下往往不知，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反而有时越改越干净，太干净了变成枯涩或疏冷，或越往艺术境界去而过度森严。总之，我实在该给自己一个期限喊卡了。”

《巫言》有两条并行线，一条是巫者其人其事其生活，一条是巫者之言，即他写的小说。但都说《巫言》难读，段落间充斥的命名令阅读有点支离破碎，但这却实实在在以作家真实体验写成的作品。她在这个世界的边边，但贪看这个世界，带着幼童般的眼睛，把我们带入她田野调查式后拼贴的世界。小说中略带戏谑的哈金作品研讨会，是天文当年真实参加的场景和感受，因为自己当年的失态，天文说至今还深感愧疚。还记得《荧光妹》一章里新人类的生活吗？，那是天文跟随侯孝贤拍摄《千禧曼波》时，认识的一群年轻人，她像特工一样把新人类的流行摄入大脑里。《巫言》甚至可以看作一个政治文本，2000年后台湾政坛上演出的一幕幕荒诞剧也被不动声色的融了进来，甚至谁谁谁都可以对号入座，天文无可奈何的说，虽然她在社会的边边，但政治就是当下。

在写作《巫言》的前一年1999年，天文来到纽约沿着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侦探马修·史卡德的生活路线作了一次旅行，模仿“马修”的生活习惯，假想和他对话。所以，《巫言》最初的名字叫《谋杀与创造之时》，布洛克最精彩的作品，当然不会缺少马修。在写作《巫言》的几年，天文不断的岔题、离题，凭着那些未被命名事物的呼喊走进一个个卡尔维诺的歧路花园。天文说，花园当然不是光秃秃的，而这些令天文和读者着迷的一切都来自她的记忆。所以阅读《巫言》，也可以像天文喜欢的马修那样，逐着天文繁复的细节和不经意拼贴的叙事，在字荒中拼出天文的世界，当然也是我们的世界。

早报：看《巫言》就会发现，小说闪现着你处女座的本性，容易为物所役，而且行动缓慢。

天文：就是这样的。我着迷与这个官能物质世界，把它们摄入大脑、沉淀，然后听它们的呼喊再写出来。而且我写作是很慢，用我们台湾话说，这样写很“鬼毛”。处女座对事物的记忆、理解都是图像式的，她要求每个事物都要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所以她要不停的调整它们的位置。这就像吴清源说的，最好的时刻是每个棋子恰如其分地在它的位置上。我觉得，处女座对秩序的迷恋就是，希望每个东西正好在它的位置上，获得美学上快乐。

早报：我觉得你记性真好，《巫言》中那么多新兴事物、那么多社会事件以及庞杂的细节都被塞进了小说。

天文：其实还是做了不少田野调查的。我的记忆是图像式的，妹妹天心说：“我可以去做情报员，以前情报员没有现在的微型照相机，他们拉开档案，一页一页看过去，咔嚓咔嚓用眼睛照，回去之后，凭着记忆把档案写下了。”这确实是我的记忆方式，当然也有夸张。我进一个房间，就会咔嚓一下，把房间的每个细节照到脑子里。回忆的时候，所有细节都回浮现出来。

早报：然后这些细节都涌进了文章里，比如《巫言》，对很多读者来说，可能是阅读的灾难。你也说过，《巫言》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博物志”，你是想通过文字赋予这些冷冰冰的工业产品以灵性吗？

天文：在写作当下，你会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你，你写作就是回应那个呼喊，把它叫出来，赋予它一个名字。写作当下，为了过瘾，不管别人，不考虑读者，也没有心目中的读者，就是往前写，自我回答，就是做这个工作。也许在写的当下，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具体含意。所有的意义都是写完以后的后验之名。有时候，回头去鉴赏，你会赞叹自己好厉害，有些地方会遗憾，这里没有做到，太草率了，闪躲了。如果用后见之名来看《巫言》，它就是个“博物志”。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新鲜事物，你简直来不及看、记。某方面，我就像像个小孩子，一只手拿了一个东西，还要拿另外一个东西，忙着给每个事物命名。

其实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也有“博物志”的书写传统，最典型的就是汉赋。我们现在看汉赋觉得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堆砌文字。可是我们要了解，汉朝文学特别是汉赋是对北方诗经南方楚辞的一个大综合。汉赋为什么会这么写呢？汉朝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许多新鲜事物因为边疆的拓展涌入人们的生活，就算马都有那么多种类，汉人简直都来不及来描述了，所以用尽可能的语词不厌其烦的说这个说那个，这也说明那个时候的社会和文学非常的动态和繁华。如果你能明白汉赋背后的东西，那就会明白，汉赋不只是在堆砌文字，汉赋背后是一个热闹的中国社会。种种这些都是“博物志”。

早报：你急着去命名、博物，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贪婪？

天文：有阿。把记忆中的事物和细节写进小说非常痛快。可对读者或普通人来说，写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但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看见了，有一种喜悦和激动，然后呈现下来。所以，我是在作一个卡尔维诺式“歧路花园”的工作。“歧路花园”的策略是“离题”，不断分岔、迂回，每一次的分岔就是一个歧路，每一次的分岔都是一个花园。一次一次离题，一个又一个歧路花园，这不是个很美好的文学意向吗？当然会迷路，歧路可能变迷宫，找不到回头的路。那你就可以在不断离题、歧路花园中躲藏、逃匿。从古到今，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时间。没人能对付时间，我的后见之名，也就是《巫言》里我做的，就是用的“巫的咒语”即她的文字，把时间变成空间，不断地分岔，把时间变成歧路花园，在里头流连忘返。

早报：你写最新潮的手机、跑车，你写新人类的亚文化，这是否跟你一直和侯孝贤导演拍电影有关。你也说过，小说中对年轻人的一些描写，和自己跟随《千禧曼波》拍摄有关。

天文：一开始的时候对电影充满好奇，但后来发现片场实在无聊透顶，你就是不断的等，等灯光、演员状况、天气，最后感觉自己都成了蜥蜴了，感觉现场就是乱糟糟地一团电线，所以后来我就不去了。我接触最多的还是侯导演。他总是在拍摄他身边周围朋友的故事，他会接触很多年轻人，他对他们有好奇心，然后他会对我说。可是正因为我深居简出，一踏出家门就会见怪很怪，就像火星人突然来到地球，对地球上的东西都充满好奇一样。所以，出趟门就用眼睛到处照相。

早报：所以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不必执拗于《巫言》中的叙事顺序，否则会在其中迷失。

天文：所以读这本书最好的方式是，翻到哪一页就从哪一页开始阅读，更潇洒来说的话就是，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看。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线性阅读，但看这本小说，他肯定会说，咦，怎么写写写，就岔到别的地方，会有一种阅读的挫败感。随意，不要对故事有很么期待，翻到哪一页就在那一页读一段。

早报：那你在写的时候会不会迷失在自己创造的“歧路花园”，然后没完没了的写下去呢？

天文：如果作者的主体性或者说磁场不够的话，他的写作会变成公路电影，走到哪到哪。可对我来说，它还是有一个辐射型的磁场的，没有伊于胡底不知所终的感觉。

早报：在《荒人手记》里，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会不出大段出现，福柯的历史谱系学的影子也可以在《荒人手记》和《巫言》中找到，这是因为你偏爱人类学的缘故吗？

天文：我喜欢人类学。人类学家作为一位观察者，远离他的生活到达遥远的未知文明，找出人类最原始的结构、准则、模式。我觉得，小说家很像人类学家，他锐利、敏感、不带意见的去观察，最后出来的就是小说的呈现。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类学家式的小说家。

早报：《巫言》以“不结伴的旅行者”开头，你就是那位“不结伴的旅行者”吧！

天文：是的。基本上，作为一个社会性很好的人，在哪里都是很开心的，但对某些人来说，跟对方不交流则已，一交流就会觉得，你的情感负担很重。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办杂志，对读者也来者不拒，结果是始乱终弃。慢慢知道，不结伴旅行者就像菩萨低眉，她是为了自保，不是慈悲或不慈悲。她只要一抬眼跟人的眼神交流上，就完蛋了。跟人交流，对一般人不是个事情，但对她来说是个责任。

早报：《巫言》一开头，“不结伴的旅行者”一个人去香港看《歌剧魅影》，这是你真实经历吗？

天文：我从小就看过好莱坞翻拍的各个版本《歌剧魅影》，觉得里面的主角可怜透了。到直到1995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参加书展，那个时候恰巧《歌剧魅影》在香港上演，会展上一个出版社社长给了我一张票跑去看。然后，我就把这段意境写进了小说。

早报：其实熟悉你人生经历的读者，可以在《巫言》中找出你身边熟悉的人的影戏，比如侯孝贤，比如你的父亲、家人等等，这种感觉就像读《小团圆》一样。不知道是否这样？

天文：有啊。那就是张爱玲讲的，最好的故事是你最熟悉的题材，当然这里面也有小说创作的部分，它晕染出很多东西。但原始的东西当然是我熟悉的人和事。

早报：我觉得，小说里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我”被友人从家中拖出参加哈金研讨会。这是你真实个人经历吗？

天文：那是真的。我在长篇里之所以要插入这一段，是因为我参加完那个研讨会后非常懊恼，好几天都耿耿于怀。我觉得，当时我出来完全不合时宜，讲的话也很糟糕。

早报：对于哈金研讨会的荒诞、戏谑的描写，哈金本人有知道吗？

天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他的风度非常好，这让我更加的内疚。所以，我把当时的感觉用小说方式表达出来。

早报：你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印象中你应该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巫言》中，我们却能将这些年来活跃的台湾政治人物一一对号入座。

天文：这就是我们的当代，那没办法。小说里的这个女孩子如此站在社会的边边，她无法跟任何人对话，她也无意于当野兽。尽管她跟社会隔的那么的遥远，可是她的眼光是在看它的，她一直在跟主流社会对话。有冷眼旁观，可也有热眼旁观。

早报：王德威喜欢用“颓废”、“颓靡”这些词来形容你的作品，这也是许多读者看你小说的一个感觉，你同意吗？

天文：大家都说《荒人手记》带给读者一种荒凉的感觉，但我朋友舞鹤却说，是一个热情的咏叹。我也奇怪他怎么读到这个？

我这个人其实跟世界隔的十万八千里，你说我小说里写了那么多时尚名牌，可我本人一点都不实践。我只是喜欢看，把它们当成现代博物馆。可是你用文字呈现出来后，人家却说，你在鼓励大家买名牌。我实在无法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

早报：《巫言》中的“我”说：“我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用残余精力来写小说的业余作家。”这是你借书中人物在自嘲吗？

天文：应该这样讲，在小说里，“生活失败者”对别人不是事情，但对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个事情。她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拖着两块磁铁的吉普赛人一样，扛了一堆废铜烂铁走不了路。所谓“失败者”就是这样，任何一点事情对她都变成负担，在现实里寸步蹒跚、踽踽而行。

早报：所以这也是你一段时期的写照？

天文：现在已经50岁了，可写作的心态一直是业余的。现实的东西都来不及看呢，看东西的吸引力远大于写，可这就是业余、贵族式的写作。我总是在听呼喊，听到了就去写。而不是把一个小说家当成母鸡，母鸡每天要下几个蛋，所以我每年就得写多少作品。我不是这样，我就是等待、等待，等呼喊出来再去写。所以写小说对我始终是很业余，以前也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现在人生过了一半，还能继续写二、三十年，不能再用业余的方式写，要用纪律来要求自己，要把每天最好的时间放在书桌上，这是我现在要考虑的。

早报：普通读者一个比较相似的阅读感受是，《巫言》不容易读，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显线性发展的故事。王安忆在很多场合说起台湾作家，说你们写作遇到的一个难题是“经验的匮乏”，连骆以军的专栏别册都起名为《经验匮乏者笔记》。

天文： 1970年代末开始，我们透过香港陆续看到了大陆的作品，比如伤痕文学等。这些作品谈论他们的文革经验等社会的苦难。所以自看到伤痕文学之后，我们这些台湾最佳就觉得，大陆的题材真是写不完，苦难那么多、地方又那么大，他们光写这种就行了。华语文学里有“三国”和“红楼梦”两大叙事传统，“红楼梦”传统在大陆断掉了，阴错阳差飘洋过海到了台湾，一直没有断；“三国”阳刚的宏大叙事则在大陆。这两个传统又分别可以成为民国传统和共和国传统。在1980年初，我们接触到“三国”的宏大叙事，觉得我们就别写了，就像王安忆讲的，城市无故事。城市只有碎片，没有写得意思。所以在1980年初，我们觉得，台湾作家别写了。

后来台湾出版社一套套出版当代大陆作家的作品，看到阿城，有惊为天人的感觉；看到王安忆，才惊讶发现即使在文革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还是有的。一直到新世纪后，我们才慢慢不再想“台湾作家别写了。”后来，我们的写作年龄也算久了，根据我们的写作经验，原来有一块东西可能是大陆作家无法写的，而这一块可能是我们台湾作家为文学共和共版图能贡献的一块拼图，那就是对现代性的描述。大陆自改革开放以后，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现代化，但对作家来说消化、酝酿的时间都不够。而台湾的现代化是从甲午战争后的日据时代开始的，它不像大陆那么暴烈，也不是如此的驯良，快速不那么快也不那么慢，这个状况下，有一个土壤让你慢慢长。大陆同代作家肯定也要面对现代性问题，也要有个回答，我觉得他们目前一时比较困惑还无法回答。所以在华语文学版图上，台湾作家是有位置的，这个位置是大陆作家目前无法取代的，这给我们一个支撑力。否则的话，真别写了，太沮丧了。没有经验没有苦难，写什么啊？我们要明白，大陆作家的坐标是什么，我们是什么，

前阵子在济南的时候，与黄集伟老师不期而遇，黄老坏笑着谈起我小半年前在京城散布的一个短语“走下坡路男人”。黄老师虽然当时不在现场，但作为语词收集者，这样一个委实让不少怪叔叔皱眉头的词汇怎能错过。但就是不知道，黄老师对着我嬉皮笑脸谈起当时场景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自己归于“走下坡路男人”一类呢？虽然我还算年轻，但迟早会有那么一天。人到中年，不一定危机，但走下坡路再所难免。生活要靠伟哥了，事业到天花板了，对老婆无奈了，罗莉喊你怪叔叔了，整天守着银行账户像守财奴了……这些都是自然规律，所谓成功男人也有难言之隐，所以男人要有良好心态“走下坡路”，做力所能及之事，免得自己心理变态。

但要不是黄老师提起，我真已忘记半年前曾对着一群文化中年人左顾言它地谈论“走下坡路男人”，既然连不在场的黄老师都知道了，估计这个段子拐弯抹角走遍了皇城根了。当时是这样子的……

那是今年1月（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其中一天受译林出版社邀请参加在涵芬楼书店举行的“我们爱卡佛”读书会。因为活动在早上，原以为将挤爆书店的预期场面没有到来，但这并不影响与会的嘉宾侃侃而谈卡佛。出版社的同学早早就对我说，万一冷场一定要记得提问哦？做出版社的托，是我的职业。很不幸，因为当日拉肚子狂找厕所，所以习惯性的活动迟到，只好坐到会场第一排，与我久仰已久的MY前辈面对面。MY甚为推崇卡佛，当我们还只闻卡佛之名时，MY前辈就已经在自家自留地写了篇歌颂卡佛的长文章。当日活动，MY前辈主要还是以复述这篇文章为主。

台上几位嘉宾终于发言完毕，轮到听众发言了。看听众踊跃的架势，轮不到这个托勒，无奈译林社的同学还是催我问店刮三的问题。所以，我哆哆嗦嗦地与MY前辈隔着1米多的距离用话筒提问：我总觉得卡佛是写给走下坡路的男人看的，我觉得真正喜欢看卡佛的人，应该是那些生理上或心理上走下坡路的男人看的，（MY）你怎么看？

我说的是实话，虽然我才30，但我已经觉得至少在心理上已经慢慢走下坡路了，对罗莉们不怀好意（当然只有yy的份），对老婆孩子有时有点烦躁不安，对将来还能干什么有点惶恐，对40、50岁的来临甚为恐惧，希望直接跳到60岁退休安享晚年，希望在各方面有所改变，但又有点无力维计……也许我老的太快了。所以读着卡佛，常常会热泪盈眶，当然我比卡佛本人混得好点至少在30岁。不知道是我老的太快了呢，还是我太矫情了，但我实打实认为自己在走下坡路（有时候觉得连坡都还没上怎么就下盆地了？）。

回到现场。当我提问完毕，MY前辈甚是激动：我不认为是给走下坡路男人看的……年代久远，有点记不清其他讲了什么，总之非常不同意我的观感。其实也正常，本来就只是我的感受而已。活动完毕，我还是很友好的交换了平片，谈起我们都认识的另一名人L。

后来散伙之后，同行的几位朋友说：你说到走下坡路的男人这个词的时候，MY脸色马上变了。我只好很八卦又很贱又幸灾乐祸的反问：是哇？是哇？几天会回到上海，在办公室开例会，同事中甚为八卦的一位说：据说你在北京把著名的MY嘲了一遍？我说：没有没有，我只是和他讨论了一下，走下坡路男人的话题而已。好了，事情就是这样。居然半年了，还有人在提起。

其实呢，在我的嘴巴里，我自嘲“中年怪叔叔”的几率远远高于“走下坡路的男人”，这两类人在某些方面还是重合的，用这两个词更多是一种幽默感。这个年龄段的男人们，承受着各个方面的压力，虽然已明显感到体力与精力的不支，但还得硬抗着，当然也有人就泄气了，整天搓搓麻将混混日子。就算走下坡路，也没啥不好，自然的规律而已，难不成明明举不长了靠伟哥了，还整天想追罗莉不成？社会、家庭不和谐不说，还真有点“老流氓”的意思。所以，下坡就下坡吧，做力所能及之事，别整天还以自己还是20岁的年轻小伙了。

PS，自嘲走下坡路男人，总比中年危机好吧？

济南城市很糟糕，但山东大学旁的大教堂是个例外。我们在晚上偷偷摸摸的进入教堂，但马上被门房发现，门房老太太干脆说：出去！！！诡异的照片

回家路上的惨月和孔明灯，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孔明灯，上次是在岳阳

传说中的小白，他的背有点驼，烟抽很多

刚刚结了婚的彭伦啦

毛尖阿姨和陈村爷爷

黄舒骏演唱会前

黄舒骏演唱会是个小团圆，稍微留心下就是熟人，比如这是btr同学和bololo（周嘉宁）同学就在我前一排哦

候车的轻轨站台

窗外

参加了猪脚童鞋的婚礼，都是认识了10多年的兄弟姐妹，发福的发福，生娃的生娃，还有人渴望断臂～～～

你我ta从策划到启动，一共才2个礼拜，这倒完全体现了我和丽劫两个射手的风格，不过射手也会发神经，比如昨天，我和丽劫同时精神mc了，low到不行，只好让小冬牛蜗蜗两个人挑，无奈牛蜗蜗说了，他们两个魔羯就是被我俩欺负的命，应该早早想到这个结局。我俩只好发毒誓，下次的《巫言》读书会，我们来做头牌。不过无论如何，我好歹从北京传真到了现场了。在nap看到了精致的日本小瓷碗，来上海前一晚，在中关村的一个专卖店也看到了这些东西，不过价格高出不少，思量着是否搬回家一些，还是忍住了。扯题了，还是发点现场照片吧，为了隐私，我就不具名了，免得这些其实只闻名不识人的神秘人物在全国各地神秘感就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