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一幅‘当我64岁’（注，Beatles代表作）的景象吗？”这是《滚石》杂志创始人扬·温纳在1970年对约翰·列侬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希望我们是一对和善的老伴，住在爱尔兰海边的小岛之类的地方，翻阅我们一辈子胡闹的剪贴簿。”列侬应该是深情地望着身边的小野洋子说这句话的。

《列侬回忆》是扬·温纳是对列侬访谈的完整记录，这次访谈正式标志着Beatles无可挽回的分裂和一个时代的结束。《列侬回忆》让我们看到了丢弃各种神话光环、真实又有点愤怒的列侬。小野洋子序中说，“当列侬在1970年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Beatles是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但列侬却认为，Beatles只是一桩神话，是一个美梦，“我不单指Beatles已经结束了，我说的是整个时代的事。美梦结束了，而我个人必须回到所谓的‘现实’。”

小野洋子也说，“（他）只想对自己诚实”，所以列侬要揭露一切虚假，包括他和曾经伙伴创造的一切，“我们只是一个把名气搞得很大很大的乐队而已……我们只是四个小伙子……我们的音乐已经死了。”在列侬那里，只有摇滚乐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的摇滚乐，那就看我们怎么去创造，不要再被革命形象还有长发迷惑了。” Beatles的时代和神话在列侬那里已经结束，但我们依然情愿把列侬和Beatles当作那个时代的神话，并膜拜至今。

列侬也毫不忌讳讲述Beatles解散的故事。关于Beatles的解散，Beatles的其他成员和歌迷常常将矛头指向小野洋子。在访谈中，列侬认为，把洋子当作乐队解散的替罪羊是因为“他们瞧不起她，她为什么得承受那些人的狗屁方式。”在列侬看来，是保罗·麦卡特尼的自私才导致乐队的解散，“经纪人Brain死后，保罗掌控大局，我们就瓦解了。” 麦卡特尼拍了那部与专辑《Let it be》 同名的电影，才是Beatles解散的主要原因。当《Let it be》即将发售之际，麦卡特尼又抢先推出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乐队的裂痕至此已经无法弥补。《列侬回忆》中有一张插图，《Let it be》原先的唱片封面造型与Beatles第一张专辑《Please，Please me》相似，强烈反差的地方只是十年后，四个年轻人不再青春的脸庞。但乐队成员的矛盾，将这张极具纪年意义的封面堆进了档案库。

列侬揶揄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列侬回忆》中最有趣的部分。关于鲍勃·迪伦，“在我眼中，他是一位诗人，或是一个竞争对手。”但随着迪伦对摇滚乐渐行渐远，“我就不是他的追随者了。”所以，“迪伦是狗屎”。至于“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列侬显然更加不屑，“Beatles很小心的不让自己的动作像猫王，而贾格尔扭着屁股出现了，把那些狗屎的动作又搬到了台上。米克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他那些娘娘腔的舞步。米克跟我们做的一样，他在模仿我们。”

小野洋子在序中说，如果列侬还活着，他可能会去唱Rap或者可能成为网络新贵。而我的疑问是，65岁的列侬会与麦卡特尼一笑泯恩仇，重组乐队参加去年的那场“LIVE 8”全球慈善演唱会吗？但我只能看到麦卡特尼的身影。

谢天谢地，冯尼古特这次食言了。1997年，这位黑色幽默大师宣布封笔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期望年届八旬的老冯还能保持为我们带来惊喜，封笔很可能是无奈的选择，但我们都小看冯尼古特了。

冯尼古特在《没有国家的人》中回忆了人生的许多重要时刻，经历的历史事件和创作感言，以及对政治、科技、环保和人性的独特思考。这些文字是一个80多岁老头对这个世界的注解，是一个正直、善良、追求自由的美国人对人类、祖国、世界的失望和批评。

“我见证了德累斯顿的毁灭我见过这个城市先前的模样，又看到它被轰炸后的样子，第一个反应就是笑，就像奥斯威辛死难者阴森的笑。”1945年2月13日，在德国战场上被俘虏的冯尼古特关押在文化名城德累斯顿，超过13万人被盟军飞机炸死，文化名城成为人间地狱，而作为幸存者的冯尼古特对战争和人类产生了独特的思考，他开始痛恨一切反人道的行为，无论出自纳粹还是盟国。接着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让我和其他作家获得了解放，因为终于可以公开的谈论战争的肮脏和愚蠢”，最后是戏剧般的和“9·11”，冯尼古特最后的结论是，“除了图书馆和芝加哥杂志《当代》外，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这本小册子结构松散，但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我（冯尼古特）居然生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世界中。他依然还保持着愤青的斗志，谴责布什阴谋集团、批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科技至上……冯尼古特以睿智的幽默著称，在这本小册子中，冯尼古特用大量篇幅刻薄的讽刺布什和美国政府，“小布什 耶鲁的c等生，他的身旁在聚集了一帮贵族c等生，对历史地理一无所知，白人至上的基督徒，还具有精神变态人格-----聪明漂亮没有道德感”。在冯尼古特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在四处树敌，“现在全世界惧怕、仇视我们，就像当年惧怕、仇视纳粹分子一样。”而全世界还能对美国有那么一点好感的理由是，“外国佬因为爵士乐而喜欢我们。”最后只能祈祷，“马克.吐温、林肯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们。”冯内古特说，他的国家已经使他陷入狂暴的绝望当中，他所热爱的美国，现在只存在于公共窗体底端图书馆的前排位置上。

冯尼古特的口无遮栏很可能是因为他能为读者带去幽默的日子已经来日无多了。冯尼古特的写作从来不是当今美国文坛的主流。自然科学科班出生，却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我们这些人道主义者总尽可能正派、公平和体面的行事，毫无期望来世得到什么奖赏或惩罚。”冯尼古特，他本人也被冠以“德勒分子”的标签，意为仇视新奇发明的人。在《没有国家的人》中，冯尼古特表示，对于这个称呼，“我欣然接受。”他用近10页的篇幅标榜阐述自己德勒分子的立场，比尔·盖茨和键盘虽然能每一个写字者提高了效率，但这位德勒分子依然保持着用打字机写作，用信封邮寄稿件的习惯。在冯尼古特看来，这不只是对新科技的排斥，他更多享受不便利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随和，甚至在邮政中心的排队与人搭讪也是一种享受。“电子社会没建起什么来。你最后还是一无所获。”而“进化有可能导致极度邪恶的出现”。

到下月，冯内古特就年满84岁了，在瑞典人能考虑的文学奖候选人中，在冯内古特前面还排着比他小一辈的厄普代克、托马斯·品钦和菲利普·罗斯等一串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说瑞典人一句恶毒的话，瑞典人至今耿耿于怀，“瑞典人阴茎短，记性长。”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 “当有人称我是科幻小说家时，我成了所谓的科幻小说家。我不想被归到哪一类里去，因为从怀疑我可能在哪里冒犯了什么人，以致不被认可为一名严肃作家。” “我想，排除了技术的小说等于是歪曲了生活，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通过排除性来歪曲生活，两者一样糟糕。”

在《没有国家的人》结尾，冯内古特呼吁不要“让最后的生物因我们而死”。这个八旬老头就是那个揭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但我们情愿对此充耳不闻。年事已高且已宣布封笔，所以就当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写给冯尼古特粉丝的礼物，是对仁慈的悼书。我们也期望，他能得到瑞典文学院的垂青。

《我的名字叫红》是我迄今看过的第一部土耳其小说，但如何定位这部小说却是一个不太容易做出的判断。小说的第一句话，“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谁？为什么会死？让读者在阅读中追寻凶手蛛丝马迹及其背后的阴谋，完全是悬疑小说的套路，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一开始会遇到许多阅读障碍，比如神秘的细密画、多视角叙述、庞杂的历史背景，但丝毫没有影响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以两起谋杀案开始，为苏丹秘密绘制细密画的高雅先生被杀，负责这个项目的姨父接着被害，凶手就在参与细密创作的画家中。此外，离家12年的黑先生回到伊斯坦布尔，他的恋人表妹谢库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丈夫场生死未卜。全书59章，59个角色被推上前台，让故事中的角色都站在“我”的位置，每一章皆以“我”开头，每一个人都在说自己的故事，其实是同一个故事。

阅读这部小说就像小时候玩的三棱镜。三棱镜中不同颜色、形状物体的叠加组成一个全新的景象。而在小说中，每一个叙述者从他们的角度讲述凶杀、细密和爱情，但有多多少少加上了前面叙述者的视界，这些重合的内容组成了一部小说的主干。于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凶杀故事，被极其缓慢的展开，悬疑只是小说吸引人噱头。

《我的名字叫红》让我想起了艾柯的《玫瑰之名》，凶杀阴谋背后的信念和思考更值得深思。《玫瑰之名》中老修士为阻止一部亚里斯多德谈“笑”的文稿的传播而杀人：“笑”是对神圣的亵渎；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杀人是为了一幅据说运用了透视法的细密画：源于西方的透视法不仅亵渎着真主，还会颠覆传统绘画艺术。但帕慕克比艾柯高明之处在于，这部创作于1998年的小说，通过细密画来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织，而这又与当今所谓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不谋而合，难怪会获得读者和瑞典文学院的青睐。

精致的细密画最终被西方透视油画和印刷、照相技术代替，而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全面西化，直至如今成为一个完全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并为加入欧盟而努力。

帕慕克选择细密画消亡历史中的一个细节展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矛盾，但矛盾的何尝又只是帕慕克本人。土耳其整个国家跨越欧亚，自凯末尔革命以来，总是处于历史身份的矛盾之中。它是最世俗化和民主化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却并不能为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它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同文化、同宗教，但为讨好西方盟友又要刻意保持距离。

500年来宗教、文化、生活方式的颠覆和改变，是一件忧伤的事情，而帕慕克描述的细密画的消亡，只是历史变故中的一个细节。

帕慕克获奖 皆大欢喜

 

 

拒绝冷门  博彩网站成为赢家

奥汗·帕慕克（ 5—2）、阿多尼斯（5—1）、 乔伊斯·奥兹（ 6—1）、菲利普·罗斯（10—1）……这是英国著名博彩网站Ladbrokes.com在诺贝尔文学奖12日公布之前开出的赔率。除了帕慕克本人和出版商，这家独具慧眼的博彩网站也是大赢家。

在博彩网站上的投注单上，几乎所有美国作家的赔率都非常高，谁都知道，美国人之前已经包揽了4项大奖，一项以平衡著称的瑞典文学院老头们要是再将文学奖颁给美国作家，将带来一场丑闻。诺贝尔文学奖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帕慕克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赔率最低，这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按道理，首位阿拉伯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马赫福兹去世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在该地区处于空缺，要是能把奖章颁给阿拉伯文学“一哥”阿多尼斯，这是对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安慰，况且阿多尼斯比帕慕克还占据年龄优势。但显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对年轻帕慕克的补偿心理占据了上风。去年风传文学院的院士们因为帕慕克问题一度处于分裂，谁都知道哈罗德·品特是文学院保持表面“团结”的妥协产物。

博彩网站上的投注赔率也基本符合我们办公室之前的预测，因为几乎坚定地认为文学奖新贵将在帕慕克、阿多尼斯和在拉美文学界声誉仅次于马尔克斯的秘鲁作家略萨之间产生，所以提前预订了国内的阿拉伯文学和拉美文学专家进行评论，而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不久前的研讨会也让同事攒足了采访资源。12日名单出来之后，只能对守在电话旁的那两位专家表示歉意，而第二天所有沪上媒体则刊登了出于不同记者但内容几乎一致的采访评论，那场研讨会确实扼杀了同城同行们的创造力。

事实上，自奈保尔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瑞典文学院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拿出一份“服众”的获奖名单了，耶利内克、品特的获奖几乎是一场灾难，诺贝尔文学奖迭出的冷门不断损害着其在世界文坛和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选择帕慕克，在一定程度上是瑞典文学院那帮老头的一场自救行为，以平抚读者和评论家们累积的愤怒，况且帕慕克确实又不差。与前几届诺贝尔文学奖名单揭晓后的哗然不同，12日的名单公布之后，刻薄的媒体和评论家们集体闭上嘴巴。

诺贝尔文学奖或“加油！好男儿”

评论界和读者近几年对瑞典文学院的不满主要是为那些早已饮誉文坛的文豪们抱不平。确实，海明威、马尔克斯和萨特，在他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早已经是蛮声世界的作家了，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超级女生”——凭着自身实力和群众支持率就能折冠，它更像是“加油！好男儿”——评审团那些位重权高的评委们各自的小算盘和口味可能占据着更重要的因素。此外，文学院的瑞典人还喜欢拉帮结派，去年文学奖推迟颁发，前年文学院院士卡努·安隆德因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奖而辞职便是佐证。卡努·安隆德曾公开表示，耶利内克的获奖无可挽回的损害了瑞典文学院220年来的诚实。因公开分歧而导致院士的愤然辞职也并非没有先例，1989年丝汀·艾克曼和拉希·居连斯登两位院士，因为文学院的怯懦，不将诺贝尔奖授予被霍梅尼裁决追杀的拉什迪而辞职。诺贝尔文学奖百多年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式的获奖人物，则多半是文学院内部斗争的产物，与他们的眼光无关。

诺贝尔文学奖与联合国秘书长

那么到底谁有资格被授予那枚金灿灿的诺贝尔奖章？老诺贝尔在1895年立下了设立诺贝尔奖的遗嘱，他在关于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中这样写道，“授予那些在文学领域创造了理想主义趋向的杰出作品的人。”今天的问题是，政治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得奖？文学奖到底是为文学还是政治而设？显然，它应该是一个文学的舞台而不应成为政治角力的斗兽场。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有些获奖作家，比如，托马斯·曼、叶芝、福克纳、蒙塔莱，他们被证明是文学院正确的选择。其中，叶芝和蒙塔莱在被授予文学奖之前，并不为爱尔兰和意大利之外的人所知，但现在谁也不会对当初的这一选择表示异议。

但现实情况是，如今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几乎与任命联合国秘书长相差无几（巧合的是这两项荣誉在今年几乎同时公布），性别、地缘、种族和政治背景等等，均是考虑因素。这就回到了先前的问题，美国人拿了4个诺贝尔奖，文学院的院士们为什么就不能勇敢的支持罗斯、厄普代克、诺曼·梅勒他们？文学院已经亏欠美国作家们很多，布什政府好斗行径更不应该成为阻碍美国作家获奖的绊脚石。17年前，文学院因怯懦，让拉什迪和读者们失望了一回，只可惜现在的文学院仍然没勇气褒奖拉什迪。与此同时，许多文学巨人却饮恨斯德哥尔摩，托尔斯泰的落选已经不能用灾难在形容了，这张失望名单上还包括詹姆斯·乔伊斯、维吉尼亚·伍尔夫、卡夫卡、普鲁斯特等等。

诺曼·梅勒在1971年出版的小说《性的俘虏》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位渴望将“著名的诺贝尔获奖者”称号加在自己名字前面的作家。30多年过去了，他还需要等待。再来说说阿多尼斯，他是阿拉伯文学界第一位描写性与爱的诗人，作为一位试验性的诗人和作家，76岁的他还有多少年华去等待？等待的又何尝只有他们？也许他们只能进入那张诺贝尔文学奖失落巨人榜，除非他们有足够长的寿命。

回到帕慕克，土耳其、信仰伊斯兰、对本国政府不满、关注传统与现代文化以及东西方冲突、呼声极高……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他在其他候选人面前占尽便宜，唯一的遗憾是年龄，他实在太年轻了，但只有他能让所有的批评家、读者们满意，也只有他能让文学院的18位院士们难得没有分歧。只有土耳其国内的民族极端分子对帕慕克的获奖颇有微词，“（获奖）是因为他贬低了我们国家的价值，这是对他承认存在针对亚美尼亚人屠杀的奖励。”

没有赞扬、没有批评、没有恬躁，但对诺贝尔文学奖和瑞典文学院都是个好消息。

《文化密码》（THE CULTURE CODE）的作者是法裔美国人罗泰尔·拉派尔（Clotaire Rapaille），他既是文化学者，同时还是营销大师。他研究隐藏在言语和表情之后的无意识，并用来为广告制作服务。包括福特汽车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内的许多美国大公司向他请教如何打入新兴市场，连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也向他咨询如何吸引选民。在《文化密码》中，拉派尔拿法国人跟美国人比，也拿日本人、德国人跟美国人比。他发现，即使都是笼统的西方人，欧美人的文化差异依然相当大，对于企业和政治家来说，特别应该注意这些文化差异。

 

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就餐习惯真是天壤之别。

在美国，人们一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扫荡掉盘子中的食物，即使在高级餐馆中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也是麦当劳、肯德基们能诞生在美国的主要原因。而在法国却是另外一幅景象，人们习惯慢条斯理的品味碟中并不丰盛的食物，在他们看来，进食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调节良好的情绪。在美国，将肉、鱼、蔬菜、土豆泥，甚至水果和滋士叠在同一个盘子里同时享用，这是很平常的事。法国人却固执的将每一种食物放在不同的盘子中，尽量避免不同食物在口腔中串味，让味蕾品尝不同事物的口味才是吃饭的真谛。

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就那么“土”？这还得追溯到我们的历史。虽然美国现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在200多年可不是这样。对于穷人，他们常常有上顿没下顿，所以吃饱才是就餐的目的。历史上的美国人可能实在太穷了，所以现在的美国人还仍然继承着先辈们暴饮暴食的传统。但在西方其他国家中，由于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早就抛弃了这种为生存而吃饭的饮食习惯。比如，意大利人深受贵族文化的浸染，而贵族是不会敞开自己的胃大吃大喝的，对每一种食物都只浅尝则止。现在的意大利人依然深信，吃得太多将破坏食物的味道。所以，你在意大利是见不到美国式的自助餐厅的。

据统计，每个美国人吃晚饭的平均时间是6分钟，常常在车内一个汉堡、一杯饮料匆匆了事。这也说明，我们美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把进食作为追求效率的一部分。美国人在就餐完毕后说，“我饱了！”法国人则说，“那真是美味！”

“我饱了！”——表明美国人把吃饭当作一件任务，这几个字说出来则不表示任务完成了。美国人把他们的身体当作一部机器，要保持机器的良好运转途径有很多，比如到健身房让每个零件保持灵活，当然最重要的是保持燃料充足。

Eric schlosser在他的著作《快餐之国》中指出，“美国人在快餐上花的钱比花在电影、图书、杂志、报纸、录像带和唱片上的总和还要多。”所以，快餐是了解美国文化的密码。

在法国，食物的宗旨是愉悦。在家中烹饪一顿美味将花上大把的时间。在餐馆，食物是艺术的象征，大厨、招待都是艺术表演的一部分。在法文中，chef这个词基指厨师，也还是管弦乐团指挥的意思。

在日本，寿司厨师需要接受严格的刀工训练，以切下一片完美的鱼片，因为只有完美的鱼片才能带来极佳的口味。在日本人看来，最好的寿司厨师就是一位艺术大师。

美国人对食物的独特感受也影响了美国的餐饮业。在美国，餐馆首要任务是保证食物的分量，是吃饱而不是吃好。将一家法式原封不动的搬到美国，多数将失败，美国人可瞧不起欧洲餐馆的“小家子气”。在超市中，袋装快速食品充斥其中，忙碌的家庭主妇们能在5分钟内就准备好一顿所谓的晚餐。

塔克钟最近展开了一场“99美分活动”，声称花很少的钱就能吃饱。塔克钟的管理人员是了解这一文化密码的。

“红牛”，一种能量机能性饮料，该饮料的生产公司也深诣该密码。“红牛”的广告词是：如虎添翼。红牛饮料背后意蕴是，饮料也是一种燃料，帮助你的身体应付繁忙的生活。

这一文化密码对食品生产公司开拓美国市场是一把重要钥匙，食品是保持身体活力的燃料。

不仅是吃，对待喝的态度，美国人和法国人的看法就大相径庭。法国人不允许孩子喝太多的饮料，就像吃饭一样。但鼓励他们稍微喝点酒精饮料，教导他们红酒如何与食物搭配。美国则教导孩子远离酒精，直到他们成年，因为酒精可能带来不良行为。一旦等到合法的饮酒年龄，他们往往选择一醉方休的饮酒方式，他们没有细细茗酒的习惯，就的味道并不重要，饮酒居然也成了一种叛逆的行为方式。

研究表明，酒精是一种强有力的燃料，我们对待酒精的方式其实和食物没什么区别。

 

我们对待食物和酒精的方式将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文化舞台。我们美国人热爱那些有助于工作的东西，害怕没有实际功用的东西。每个人都需要食物以求活，美国人将食物当作一种燃料。相反，美国人教育孩子远离酒精的原因则是，酒精我们的工作有害无益。美国人对待食物和饮料的态度，依然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

 

 

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了15位保守派学者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一个评委会，评比19到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每个评委可以推荐一定数量的候选书目，然后给全体评委推荐的所有候选书目打分：一本书如果被一个评委列为第一名（最有害的书），得10分，第二名得9分，依此类推。实至名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得了最高分，成为上两个世纪“最有害的一本书”。



1，《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作者：马克思、恩格斯；
出版时间：1848；
得分：74
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1818年和1820年出生于德国，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教父。恩格斯起初是个左派富家公子：他继承了收入丰厚的纺织厂，马克思人生的大部份靠他资助。1848年，二人合着了“共产党宣言”，作为他们所属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League）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把人类历史看作剥削人的有产者和受剥削的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号召公认起来革命，从而消灭私有财产、家庭和国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乌托邦（proletarian Utopia）。苏联（Soviet Union）这个“邪恶帝国”（Evil Empire）把共产党宣言付诸实践。



2，《我的奋斗》（德文：Mein Kampf，英文：My Struggle）
作者：希特勒
出版时间：1925-26；
得分：41
点评：我的奋斗（My Struggle）最初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25年和1926年。当时希特勒因为领导纳粹“褐衫党”（Brown Shirts）搞著名的“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而被投入监狱，那次行动旨在推翻巴伐利亚政府（Bavarian government）。希特勒在书里阐述了在德国实行种族主义（racist）、反犹主义（anti-Semitic）的构想，这个纳粹纲领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他设想通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对法国的战争、以及以后的对苏联的战争来为德国在东欧开辟“生存空间” （living room）。这本书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很流行。据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资料，到纳粹德国战败的1945年，此书发行量高达1千万册。



3，《毛主席语录》（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作者：毛泽东；
出版时间：1966；
得分：38
点评：毛泽东死于1976年，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二战期间和二战后担任红军的领袖，领导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和反共的蒋介石部队进行的内战。1949年内战获胜，他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共产主义奴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966年他发表“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The Little Red Book），作为他发动的旨在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推回他设想的方向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工具。通过强制性配发，“毛主席语录”印刷了几十亿册。西方的左派被书中马克思主义的反美论调所倾倒。毛泽东写到，“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页。译者注）



4，《金赛性学报告》（The Kinsey Report）
作者：金赛（Alfred Kinsey）；
出版时间：1948；
得分：37
点评：金赛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的动物学家（zoologist），他在1948年发表了论文“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五年以后，他又发表了“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这两个报告科学的曲解乱交（promiscuity）和性异常（deviancy）属于正常行为。当2004年一个关于金赛的电影上映时 “华盛顿时报”报导说：“1948年发表的金赛报告...震惊了美国，里面说美国男性在性行为上很狂放，按照上世纪40年代的法律，95％的男子都可以认为犯下了性侵犯（sexual offense）。金赛报告包括男孩性行为——甚至婴儿性行为——的记录，说37％的成年男子曾经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性行为...这本1953年的书还包括四岁以下女童性行为的记录，建议说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性行为可能是有益的。”



5，《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作者：杜威（John Dewey）；
出版时间：1916；
得分：36
点评：约翰．杜威（1859－1952），“进步论”哲学家（progressive philosopher），领导了美国生活的世俗人道主义（secular humanism）运动，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U. Chicago）和哥伦比亚大学（U. Columbia）。他参与签署了“人道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反对传统宗教和道德的绝对性。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里，他用华而不实含糊不清的散文体，他贬低重视传统品质发展和教授硬知识的学校教育，代之以鼓励讲授“思考技巧”（thinking skills）。他的观点极大的影响了美国教育的走向——特别是公立学校——帮助孕育了“克林顿一代”（Clinton generation）。



6，《资本论》（德文：Das Kapital，英文：Capital）
作者：马克思；
出版时间：1867-1894；
得分：31
点评：马克思生前只看到“资本论”这一大部头著作的第一卷得以出版，他的赞助人恩格斯编辑出版了马克思起草的另外两卷。资本论强行把资本主义套入毫不相称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丑陋阶段，资本家不可避免而且毫无道德的通过致富最低工资压榨工人，来获取最大利润。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球无产者的大革命。他没能预知21世纪的美国：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府基础上的自由富裕的社会，一个全世界都羡慕并且努力模仿的社会。



7，《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出版时间：1963；
得分：30
点评：贝蒂．弗里丹生于1921年，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里贬低传统的“居家母亲”（stay-at-home motherhood），把那比作生活在“舒服的集中营”（a comfortable concentration camp）——那是一种使女性贬值并否认她们真正的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她后来成为“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首任主席。她自己本来的职业很说明问题，她不是个“居家母亲”，而是一个左翼记者。正如David Horowitz为Salon.com写的一篇关于Daniel Horowitz所著“弗里丹和女性的奥秘的制造”（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的评论里说的（David Horowitz和Daniel Horowitz没有亲缘关系）：作者（Daniel Horowitz。译者注）记录了“弗里丹从大学时代开始，直到她三十五岁左右，一直都是一个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者（Stalinist Marxist），冷战期间埋伏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头头的政治密友，某个时期甚至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物理学家的情人，那个物理学家和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一起为柏克利大学反射实验室的原子弹项目（atomic bomb projects in Berkeley’s radiation lab）工作。”



8，《实证主义哲学》（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作者：•孔德（Auguste Comte）；
出版时间：1830-1842；
得分：28
点评：孔德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保皇党家庭（royalist Catholic family），幸免于法国大革命，他被判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继承，在青少年时期就宣布“我自然而然的停止相信上帝”。后来，他在六卷本巨著“实证主义哲学”里首次介绍了“社会学”（sociology）这个词。他创立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意识已经发展到了超越“神学”（theology，相信上帝掌管这个宇宙的信仰）的阶段，通过“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里的定义是法国大革命所相信的没有上帝的、抽象意义上的“正义，rights”），达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那样人类自己通过科学发现，可以决定事物应该的走向。



9，《善恶之外》（Beyond Good and Evil）
作者：尼采；
出版时间：1886；
得分：28
点评：大学校园里潦草的涂鸦写道：“‘上帝死了’——尼采”，后面跟着的是“‘尼采死了’－－上帝”。“上帝死了”（God is dead）最早出现在1882年出版的“同性恋科学”（The Gay Science）一书里，但它成了四年后出版的“善恶之外”一书的基本主题。尼采在书中指出人被不道德的“权力欲”（Will to Power）所驱动，“超人”（superior men）会横扫宗教激发的道德准则——他相信那和任何其它道德准则一样都是人造的——然后确立一套用来帮助他们统治世界的自己的道德法则。“生命的本质就是占有，伤害，压倒陌生人和弱者，压迫，严惩，被迫接受自己的样式，兼并，以及最温和的、至少也要攫取”，尼采写道。纳粹热爱尼采。



10，《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作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出版时间：1936；
得分：23
点评：凯恩斯属于英国精英——在依顿公学（Eton）和剑桥大学（Cambridge）接受教育——这个剑桥大学的自由派经济学教授在“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期间写了“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这本书是不断膨胀的政府所采用的药方。当一个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使某个行业面临萎缩的威胁、进而导致工作机会的萎缩时，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增加预算赤字，借款花费来刺激经济活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采用了这个观念作为美国的国策。

阿兰.德伯顿在《旅行的艺术》中介绍了一本名为《卧室之旅》（即《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的奇妙游记——在自己卧室的42天旅程。在期待了3年后，这本备受德伯顿推崇的游记终于出了中文本，时隔200多年。

萨米耶.德梅斯特是萨伏伊公国的贵族军人，玩世不恭又年轻气盛。因私人决斗被罚在家关禁闭42天，若放在早几年，决斗可是显示男子汉气概的方式，只可惜当时的欧洲已经将决斗视为野蛮行径而禁止。42天，远离贵族派对，远离贵妇谄媚，远离浮躁的上流社会，“远离尘世的薄幸和人群的寡义”。那42天在卧室做点什么？被暂时剥夺了自由活动的权利，这位傲气的年轻贵族突然有了重新关照自己的机会。萨米耶决定“在自己的房间里展开为期四十二天的旅行”，更诱人的是它“绝不花一分钱”。他把在房间里的42天旅途见闻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这本流传二个多世纪的小书。

在这部游记的开头，萨米耶准备行装--换上睡衣，准备出门--锁上房门，走向目的地--扶手椅。在这个房间旮旯里的旅行很枯燥吗？萨米耶安慰自己和读者，卧室之旅很刺激，“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最刺激的就是随着意念任意而行”。还有什么旅行能比这更自由的吗？

在卧室里，萨米耶自由的旅行着，直走、斜走，躺着、坐着-----景物有限，那就从不同的角度考量卧室中每一样家具和摆设，“从扶手椅往北走，就是我的床，它位于房间底端”。他赞叹沙发高雅的支脚，享受偎依在沙发上的愉悦时光；他为那张舒适的床感到骄傲；还不停改变墙上的版画位置；从镜子中看到“因丑陋从来不曾照见自己的模样”。对于自己的啰嗦，萨米耶以旅行者的口吻解释道，“请大家不要怪我在小细节上啰啰嗦嗦，这是旅行者的通病。”这些因为孤独和宁静而过度关照的“景物”，不断带给我宁静和愉悦的幻想，偶尔放下这本小书，装摸作样的学着打量房间中的家具和身边的亲人。

房间中空间旅行很快就走完了，萨米耶开始陷于了不可避免的冥思和冗长的题外话，狗、仆人、朋友和情人在或真实或想象的一起走入旅途。萨米耶悲怜被死神夺走生命的知己，哀叹生命不过是“一缕轻烟”，但同时坚信灵魂和精神的“不朽”。一幅关于战争的版画令这位勇敢的军人绝望不已，诅咒“战争这个恶魔不只毁灭城市，也将恐怖血腥的魔爪伸到偏远的过渡，这个悲惨的世界已经无处容身。”

在旅行的最后一天，萨米耶借着想象力与柏拉图、希波克拉底、伯利克里及其情妇阿斯帕西娅一起聊天，快活驰骋的旅行达到了高潮和终点。萨米耶临出门前不忘“自嘲”一番，“今天我自由了，或说我又将投入人间炼狱了”。

旅行只是一种跳脱固着生活轨迹的方式，借着亲近自然和陌生环境机会而逼迫反观自身。萨米耶随心所欲的在最广阔又最狭窄的空间里悠游，宇宙和永恒都在他的掌握中。而我们也可以适时的享受孤独，找回失去的敏锐和感性，增加对生活的感恩。也许正如帕斯卡尔在《随想录》所说，“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让我们在前往远方之前，先关注一下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

根据德伯顿的介绍，萨米耶其实是一位真正的旅行家，游览过意大利和俄罗斯，曾在高加索与俄军作战。但对那次房间里的旅行，萨米耶非常满足。8年之后，他进行了第二次这样的旅行，这一次他彻夜在房间里游荡，同样把这次经历描述为《卧室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