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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3 转朋友翻译的好文
政治事件我本不大关心,但这次闹得全球风雨,总不可能无动于衷,今天在这个地址念到这篇文章,角度和观点都和我想得差不多,于是顺手译出,错误难免有,图个大致正确,不高兴改了: 中国故事:将公关带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红猪 译 因其奥运会筹备及西藏和新疆政策,北京成了全世界批评的焦点。它需要在公共关系上做出更好的反应,James A Milliward如是说。 17 - 04 – 2008 这出奥运火炬传递悲喜剧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西方将目光集中在事件中混乱甚至滑稽的一面(穿溜冰鞋的法国警察,多云天气中戴着太阳镜的中国护火队),在中国,一位腿脚不便的击剑手金晶却成了偶像人物,当一名一脸坏笑的“Jie Fang西藏”抗议者试图将火炬从她手中抢走,轮椅中的她奋力将其握住。如同大部分藏人示威者一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众对事件的看法,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 中国近来数次宣告挫败维族(中国新疆省的突厥穆斯林)恐怖分子的图谋,其中也看得到类似的意见分裂。官方报道了几起事件,包括2008年1月对位于乌鲁木齐的一个据称是恐怖训练营的打击;一名维族妇女和一名男子于3月企图制造的一起坠机;维族人于4月计划袭击游客居住的几处旅店,并绑架国外记者,而这些报道全都遭到了国外媒体和分析家的怀疑,由此激怒了中国当局。 尽管信息交流的密度史无前例,尽管中国开放了二十余年,也同世界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深刻经济整合,尽管政府对奥运会做出了承诺,但眼下的形式是:世界公众的意见,与中国国内的意见直接对立。稍微简要点说,世界公众将中国视为鬼怪,认为其正致力于镇压藏人、维族人、达富尔人、基督徒以及其他人。中国公众则认为全世界正和自己对着干,且西方一心不想中国强大。 中国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及政治宣传始于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的历史和政治课程,它们与中国民众的态度关系很大,如果信息能在中国更加自由地流动,这道意见的沟壑或许会变窄。但中国之外的民众同样对中国事务知之甚少,原因可能各不相同;而且他们对诸如西藏示威之类事件的反应,同样被错误的信息和情绪所塑造。 如果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被这道互相不理解的深渊所分离,(其效应可能在奥运会结束之后逗留很久)那么任何人都得不到好处。仅仅命令中国政府推倒信息防火墙,或令其向学童教授将全面的中国史,其收效甚微。像眼下的多数批评一样,这只会显得像是在给反中攻击添砖加瓦。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只需学会如何更好地同外界谈论中国,就会获得很大的收益。中国的行动有着看似合理的理由,无需表现得像个恶霸,也不必感觉受人围攻。但说到公共关系,中国当局,以及一些日益愤怒的海外中国留学生,它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自身。 一则消息 关于中国如何更好地在国际上表现自身,在此给出六项建议。采用这些建议,(在北京政府聘用任何新的公共关系顾问之前),将带来减少误解及紧张的收益。
记住,你对中国听众所说的话,全世界听众都能听见 直到不久之前,中国当局都还把本地中国报纸视作“内部流通”媒体,只有十亿多中国民众才准阅读,外国人则不许翻看。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由于广播、报纸及其他一切都已连上网络,还由于大量外国人能读懂中文,中国的国内新闻正向外传播。甚至在中国受到压制的新闻都在向外传播。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媒体宇宙中,虽然是老调,但说得不假。
考虑你的声明在英文中听起来如何 强硬领袖发出的谴责也许是为了迎合中国国内听众,但这样的辞令译成英语并对外广播后,听起来却充满暴力,甚至歇斯底里。 西藏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将达赖喇嘛称为“恐怖分子”;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乐泉在2008年3月9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叫道:“那些恐怖分子、破坏分子和分离主义分子,都会遭到坚决打击,不管他们是哪一族!(those terrorists, saboteurs and secessionists are to be battered resolutely, no matter who they are!)”如果他只是说“被阻止(shtopped)”或“被逮捕(apprehended)”,效果就会比较好,诸如“打击(battered)”或者“粉碎(crushed)”只会令人觉得中国政府内心暴戾。(没错,布什总统常带着其牛仔神气使用类似措辞――我不想就此延伸。 他的国际形象不足效法。) 此外还要留神,许多中文口号在英文里感觉古怪,甚至更糟。“三股邪恶势力(The Three Evil Forces)”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则是“达赖喇嘛集团(the Dalai Lama Clique)”。别再说什么“spilittism”!这个字可能源于翻译不当,只有在提到中国时才有人说,主要用在中国政府的英语媒体上。“Separatism”(分裂主义)的词义相同,但它在是其他国家在面临类似遭遇时所使用的单词。
在领土问题上,不要使用古代或牵强的史学论辩 对于西藏、新疆和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关心的就是其主权归属。然而,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当代政府,过去也没有过哪个重要政府,曾经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或新疆的主权。就算是主要的流亡藏人和维族人团体,也不再呼吁建立独立国家,他们眼下关心的是“自治”和文化保护。至于台湾,全世界都已部分认同“一个中国”立场,并等待海峡两岸的人民共同提出解决方案。 没有必要用某位中世纪藏王娶了某位中国公主的信息来为西藏政策辩护。美国民众当然不会关心那么久之前发生的事,中国之外的大多数人会觉得这种公主论辩简直愚蠢。英国皇室源自德国祖先,但那就说明柏林拥有伦敦?此外,总会有史学家指出:藏人在7世纪迎娶完了中国公主之后,就在8世纪攻陷了中国都城:因此,皇家联姻很难证明西藏隶属中国。 同样,要论证征服了中国和西藏的蒙古人实为中国人、且蒙古人于13世纪对西藏的统治实为中国人的统治,这就是个扭曲且容易受到挑战的论辩。宣称新疆自古就属于中国也是一样,这个宣言无视一千年的空挡(从8世纪到18世纪),其间在新疆地区完全不见中国人出没。(参见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C Hurst, 2007])
务必多考虑更晚近、更现实的历史前例 清朝倒是提供了可能有用的前例及模式,无论就公共关系,还是分裂问题的解决而言,都是如此,尤其在18世纪。在清时代,北京对于西藏、新疆、蒙古、台湾、及中国核心省份,不是统治,就是享有某种安全监管权。然而,对不同区域采用的行政系统非常不同;对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清帝国也十分地容忍。 同样,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在原则上向非汉族少数民族提供自治和文化保护的体制(实践中可能有出入)。今天,当人们频频谈到跨国主义,并寻求弥补民族国家体系缺陷的新模式时,全世界都需要新的思路,以应对多民族国家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挑战。中国大可以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本着历史诚实和真正的民族自豪感,运用清朝的前例,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前例,来为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及别处的问题寻找创造性解答。为何不运用中国的观念来解决西方观念下产生的民族国家问题呢?可行的中国模式或许还能为其他国家所运用呢。 不要否认中国存在问题;而要寻找它们与其他国家问题的相同之处 尽管中国的规模独一无二,但说到污染、腐败、或驾驭经济成长和社会最贫困成员的福利之间的平衡,哪个国家又会没有问题呢?即便是从中国历史环境中派生的、同藏人和维族人之间的争议,都能在别处找到同相仿的情况。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对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民主政体都提出了挑战。印度面临严重的分裂问题,同样是个帝国时代的遗留问题。但除了一些拙劣的策略之外,印度并未在阿萨姆或甚至克什米尔问题的方针上像中国在西藏或新疆问题上那样受到国际批评。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在于印度人在其充满活力的媒体上,对这些事项进行了公开和广泛的讨论。 2008年3月,新疆%和&田的上百名维族穆!斯#林¥妇%女^上&街*游~行;部分原因似乎是政府办公室中对佩戴头巾的限制。中国媒体并未报道此事,但消息还是难免流传了出去。如果你觉得在世俗公共场所限制佩戴头巾是条好政策,你可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土耳其和法国都有类似的政策。所以为什么要隐瞒消息呢?为何不就宗教符号在文化多元、而政府世俗的国家中的地位,参与全球讨论呢?对这些事项坦白承认并用心考虑,会让中国跻身其他大国之列,而非将中国从世界中分裂出去。
让记者报道:透明产生公信
尽管你能在中国境内控制某些消息,但在国际上,你会因为新闻审查和新闻宣传而失去公信。这就是为何西方媒体对维族恐怖威胁一说心存疑窦;或是怀疑除少数受达赖喇嘛煽动者之外,所有藏人都感到幸福。对非典爆发的掩隐瞒是对中国全球公关的沉重打击――比疾病爆发本身要沉重得多。 另一方面,中国的在出口玩具、药品和其他产品的安全问题上相对开放和合作的反应,就有助于在事发后对中国品牌的损害有所限制。相信你自己的宣传可能让你的问题更糟;看来3月事发事前,中国中央当局肯定对藏人不满的深度和广度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中国的在出口玩具、药品和其他产品的安全问题上相对开放和合作的反应,就有助在于事发后对中国品牌的损害有所限制。宣传和消息控制能够带来一定的短期收益,但真相总会大白,真正的知识带来真正的力量。因此,对于记者和学者,无论国内或国外,你若是倾听,而非驱逐丑化,中国就会更好,在世界上就会更受尊重。 冷静,北京 这六点统统可以简洁地归纳如下:
要自信诚实,勿防范隐瞒 对明摆的事实的彻底否认,狠毒的措辞,牵强的史学论辩,偏执地宣称外国人造成你的问题――这一切都让中国形象丑陋。中国不必形象丑陋。况且,世界也不需要一个形象丑陋的中国。中国足以感到自豪自信,它消除贫困的纪录史无前例,它的经济成长超凡出众,它的新建筑闪闪发亮,它有高层次的教育水准,有一个太空计划,万亿外汇储备,它的存款率之高让大手大脚的美国人眼红,它还可能在奥运会上丰收大把金牌――漫长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就更加不在话下。 当然,中国有它的问题――可谁没有呢?但没人会让西藏或新疆离开中国。如果你克制地应对这些地区的动荡,带着政治家一般“悲伤甚于愤怒”的气质,并对这些动荡之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表现出试图解决的兴趣,而非否认;那么,你就能赢得世界的理解和同情,而非成为别人眼中的恶霸。 最后,保护好金晶和其他中国火炬手,但取消那个守卫奥运火炬的“人民武装警察”小队(参见Rowan Callick, "Torch guardians from Tibet crackdown unit", The Australian, 16 April 2008)。让国际奥组委来操心它自己的圣火安全,让外国警察去和袭击外国火炬手的抗议者角力――除非你想让更多中国人殴打示威者的图片泛滥媒体。最后,让卫士们脱掉那副凶神恶煞的墨镜! 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新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April 16 陈冲在华盛顿邮报撰文:Let the games go on陈冲在华盛顿邮报撰文:Let the games go on April 14 枯叶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默默吞忍。 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戕害自身。 就是这样,用牙齿、用刺, 就是这样,把命运比作淤血, 一生就是这样在痛苦中模拟欢乐。 一生就是这样在守望中舔起伤口。 就是这样,吃惊,然后镇静, 就是这样建设、摧毁、不得安宁。 一生就是这样在爱与被爱中不能尽情地爱。 人就是这样,在泪水中结束一生 April 09 鲍勃·迪伦与普利策第92届普利策奖获奖名单最新出炉,新闻记者们的视线终于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转向了美国国内,以暴露美国国内问题为主,充分发挥了舆论对公共事务的监督作用。《华盛顿邮报》独揽包括公众服务奖在内的6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对摇滚音乐产生过革命性影响的传奇人物鲍勃·迪伦获得特别褒扬奖,让普利策奖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正式公布了2008年度普利策奖获奖名单。本届普利策奖新闻报道主题远离了近年来的热门“9·11”和伊拉克战争,视线转向国内,以暴露美国国内问题为主,充分发挥了舆论对公共事务的监督作用。 在文学艺术单元,本年度普利策特别褒扬奖获奖者鲍勃·迪伦的光芒盖过了其他所有获奖者,连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朱诺特·迪亚兹(JunotDiaz)和音乐奖获得者大卫·朗(DavidLang)两人都是鲍勃·迪伦的超级粉丝,多米尼加裔的朱诺特凭借小说《奥斯卡·沃精彩小传》(TheBriefWondrousLifeofOscarWao)摘得这一文学艺术单元最重要的奖项。 在新闻报道方面,《华盛顿邮报》独揽包括公众服务奖在内的6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一扫该报去年空手而归的耻辱。美国另一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两个奖项入账。在14个新闻奖项中,社评奖出现空缺。 华盛顿邮报独得6项大奖 此次《华盛顿邮报》获得公众服务奖的报道是去年关于美国陆军“王牌医院”里德陆军医院冷落退伍伤员的丑闻。该报道“将伤兵在里德陆军医院受到的不当救治曝光,由此引发全国性抗议,导致联邦官员作出改革”。这组获奖系列报道由该报达纳·普瑞斯特、安妮·赫尔和摄影记者米歇尔·杜·西拉共同采写,其中米歇尔·杜·西拉此次是第三次获得普利策,达纳·普瑞斯特则在2006年获得过普利策,而安妮·赫尔已经6次入围普利策。 除了公众服务奖,再加上关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的系列报道赢得普利策突发新闻奖;关于伊拉克私人保安公司的报道赢得国际新闻报道奖;而关于美国副总统切尼影响力的报道赢得了国内新闻报道奖。此外,该报还拿下普利策特写报道奖和最佳专栏奖,一共揽下14个新闻奖项中的6项大奖,成为本届“普利策”最大赢家。 日本摄影师长井健司去年在采访缅甸示威游行时,被子弹击中身亡,长井健司倒地瞬间被路特社记者抓拍到,该照片迅速震惊世界。路特社凭借该照片获得突发新闻摄影奖,路特社也终于盼来了其辉煌新闻史上的首个普利策奖。 “调查性报道奖”颁给了《纽约时报》,获奖报道是一篇关于医药和其他产品中有毒性原料的调查性报道。《纽约时报》还有一篇有关DNA测试的伦理困境的文章获解释性报道奖。《芝加哥论坛报》全体员工因为曝光了政府对玩具、汽车座和婴儿床的过失性规定,获得了“调查性报道奖”。《波士顿环球报》普利策评论奖获得作品是一篇批评当地政府的评论,这篇文章痛斥了地方政府官员挪用纳税人税款支付政府雇员养老金的丑闻。《投资者商务日报》获得社论漫画奖,这也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商业报纸历史上首次获得普利策奖。专题摄影奖同样由地方小报《康科德箴言报》获得,一组摄影作品真实记录了一个普通家庭抗争疾病的历程。社评奖单元出现了罕见的空缺,评选委员会的解释是,评委对提名作品看法不一,无法以多数票选出最佳。 普利策“保守的厚墙”被撞塌了 当然鲍勃·迪伦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典音乐今年将失宠普利策,音乐家大卫·朗(DavidLang)的《卖火柴小女孩的激情》获得本年度普利策音乐奖,这部作品去年秋天曾在卡内基音乐厅首演。“鲍勃·迪伦是我家播放频率最高的音乐家,而我竟然与他同时获得普利策,这真有点羞辱的味道。” “鲍勃·迪伦对我来说是个‘麻烦’。”本年度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朱诺特·迪亚兹开玩笑地说。这位自诩是鲍勃·迪伦粉丝的作家获奖作品是《奥斯卡·沃精彩小传》,是一部关于作家祖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普通家庭历史变迁的小说,其中穿插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近代历史。在这样一个关于小国悲剧性的故事中,39岁的朱诺特·迪亚兹用幽默的文笔书写了多米尼加近代历史上充斥着的暴力、欲望。他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死亡和怀疑,我在作品中用心良多。”1965年,美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出2万人的干预部队,而那几年正值鲍勃·迪伦的创作高峰期。在迪亚兹的小说集《淹没》中,“有一个章节40页长度是围绕着鲍勃·迪伦1967年至1969年的歌曲创作展开。” 戏剧奖获得者是崔西·莱茨(TracyLetts),获奖作品是《八月:奥色治郡》。和朱诺特·迪亚兹的获奖小说一样,《八月》同样结合了喜剧和黑暗元素,剧作家自称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自传,一个创伤家族几代人的愁苦和噩梦。从去年秋天开始,《八月》开始全球巡演。在此之前,崔西·莱茨最具代表性的剧作是百老汇名剧《千疮百孔》,该剧在多年来长演不衰,去年还曾由剧作家本人操刀改编成同名电影。 美国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Hass)和诗人菲利普·舒尔茨(PhilipSchultz)分享了普利策诗歌奖。罗伯特·哈斯的获奖作品《时与物》在去年还获得了2007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菲利普·舒尔茨的获奖作品是诗集《失败》“这是一本我一直想写的书,”舒尔茨说,“每个人都会触及失败这一主题,对于我,我就生在失败之中……父亲在我18岁那年破产,之后过世,这对我是一段可怕的情感经历。母亲和我失去了一切。” 非虚构类奖则颁给了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Friedlander)的《种族灭绝的岁月: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索尔现任教于加州大学,7年前这位以色列人刚刚得到了美国公民身份,在接受采访时他特别提到,“这是一个特别的荣誉,它把我与这个国家紧紧连接在一起。” 纽约约翰·杰学院的英语教授约翰·马特森(JohnMatteson)凭借《伊甸园的驱逐者》获得传记奖。历史奖则由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豪尔(DanielWalkerHowe)摘得,获奖作品《上帝创造了什么》。 2008年度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 突发新闻奖:华盛顿邮报调查类报道奖:纽约时报的WaltBogdanichandJakeHooker 调查类报道奖:芝加哥论坛报全体 解释性报道奖:纽约时报的AmyHarmon 本地新闻报道奖:密尔沃基新闻哨兵报的DavidUmhoefer 全国性新闻报道奖:华盛顿邮报的JoBeckerandBartonGellman 国际新闻报道奖:华盛顿邮报的SteveFainaru 特写报道奖:华盛顿邮报的GeneWeingarten 专栏奖:华盛顿邮报的StevePearlstein 评论奖:波士顿环球报的MarkFeeney 社评奖:空缺 社论漫画奖:投资者商务日报的MichaelRamirez 突发新闻摄影奖:路透社的AdreesLatif 专题摄影奖:康科德箴言报的PrestonGannaway 文学戏剧音乐奖获奖名单 特别褒扬奖:鲍勃·迪伦 小说奖:朱诺特·迪亚兹的《奥斯卡·沃精彩小传》 戏剧奖:崔西·莱茨的《八月:奥色治郡》 历史类奖:丹尼尔·沃克·豪尔的《上帝创造了什么》 自传类奖:约翰·马特森的《伊甸园的驱逐者》 诗歌奖:罗伯特·哈斯(RobertHass)的《时与物》菲利普·舒尔茨的《失败》 非小说类奖:索尔·弗里德兰德的《种族灭绝的岁月》 音乐奖:大卫·朗的《卖火柴小女孩的激情》 那些书店阿南京东路345号,有着60年历史的新华书店南京东路店(现名上海书城南东店)最终还是告别南京路步行街,几经变迁、几代新华人坚持下来的南东店还是只能成为历史和怀念,永远地在上海文化地标上消失了。 从上周开始,一幅书店即将于3月31日关闭的告示牌就已经在醒目的位置张贴出来,但不会有太多人在意。在许多老读者那里,南东店虽然几经转手变迁,但和共和国同龄的它,是没有任何理由离开的。但搭建在书店门口数月的脚手架其实早早就告诉游人,这里即将发生变化,但那些老读者不会预料到原来不是普通的改建,而是书店永远的告别。 上周末,书店中依然读者熙熙攘攘,丝毫没有任何歇业的痕迹。好几位与记者聊天的老上海人、老读者都骄傲讲述自己与书店一起成长的历史。当但记者遗憾的告诉他们,今天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逛这家书店的时候,许多人只能无奈的说“是哇?”“开书店不赚钱!”“真可惜!”在许多普通上海人那里,南东店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毗邻的上海书城。1980年代末还在读高中的小冬,如数家珍的回忆起自己帮自己老师每周在这家书店代购书的经历,“后来也影响我常常逛这家书店。”也在媒体从业的小清,给记者讲述着10多年前小学时和父亲定期到这家书店看书、买书的经历,“我记得10左右的时候,我就一个人从提篮桥坐车到这家书店来翻书。”而在南东店工作了10多年的老员工陈政,曾经是书店中著名店中店学术书苑的职工,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上海文化全数得上的文化人都是这家书店的忠实顾客和朋友,甚至还有汪道涵先生。 “远东第一大书店”,这是许多老南东人骄傲之处,在上海书城建造之前,它长期引领着上海的阅读口味,几乎垄断着上海知识圈的文化资源。在前几天的一个文化沙龙中,当记者聊起南东店即将关门的消息,在座的上海文化人也都反问:“是哇?”文化人陆灏回忆说,以前还在外滩那里工作的时候,几乎每隔2天就要去书店。而在作家陈村的印象中,1980年代中期,常常看到买书人排队到南京路的盛况。现在同样开着书店的季风书园老板严搏非更是表示,从图书资源获取上, 1980年代几乎是他们这辈学人和知识分子世界的认识、思想的冲突、对中国建设性的想法等,南东店在几乎是唯一的地方。但这些文化人在1990年中后期都很少再光临这家曾经辉煌的书店,个中主要原因是店中店“学术书苑”在1997年的关闭。“学术书苑一关闭,南东店就几乎断了脊梁,无可避免的衰弱了。我也在那一年离开了南东店,对于南东店的关闭,我觉得这个决定不可理喻。”陈政说。 也许正如陈政所说,自1997年学术书苑关闭,然后书店从新华书店南东店更名为上海书城南东店后,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淡出了上海文化版图。只是从昨日起,地理意义上的南东店也彻底消失了。 南东店关闭前所租的物业属于香港商人投资拥有的“353广场”,对于书店的突然关闭,无论是 南东店还是上海书城,或者新华传媒,都表示需要等到统一董事会统一口径后对外宣布。而自1990年代以来,南东店搬出寸土寸金南京路的争议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业内人士认为,房产不归己所有,受制于人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南东店于1949年11月1日建店、营业面积一度达2000多平方米,它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书,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大书店”。 1997年,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成为上海书城的分店,正式更名为上海书城南东店,也是在那一年,书店中著名的学术书苑被关闭。 上海书城南东店所在位置原为上海商业主管机关大楼,1995年,这一大楼改建为东海商都,但在相当长时间内东海商都都是南京路上一个商业黑洞,经营者被频频撤换,东海商都的经营一度难以为继。几经折腾后,该物业由香港一家公司所有并将改建为“353广场”,预计于今年年中开门迎客。而随着该物业的新一轮改建,南东店最终未能再次幸运地生存下去。 在1990年代初,业主就想收回南东店所在房产。经过新华人据理力争和上海有关政府部门协调,南京路上这一文化地标,得以留存至今。其中最为传奇的说法是,汪道涵先生十分喜爱这家书店,因为其个人的影响力,书店得以保留。,汪道涵担任市长时期,平均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等他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几乎每周都要来书店一次。他与书苑的员工处得很熟,到后来能叫上大多数人的名字。对于1993年那场书店留还是离危机,南东店员工中的故事是, 1993年9月,汪道涵与许多市领导同坐在车上,车子路过东海商都门口时,有人介绍即将动工的东海商都改造工程,汪道涵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那以后南京东路就没有书店了,也不需要什么文化了。从那之后,书店幸运的保留到了昨日。这一传说记者也从多位老南东人那里得到求证。但在新一轮商业改造中,南京路将再无南东店,再无书香。“353广场楼上我们将开个500平方米的书店,我们的香火会在那里延续。”昨天履行完最后一天南东店店长之职的陆永略带无奈的说,“书店几经转手,60年历史辉煌的资料也没能在南东店保存下来。” 记忆 陈政(南东店学术书苑老员工) 在我看来,1997年当时的新华书店南东店关闭了店中店学术书苑之后,这家曾经辉煌半个世纪的书店就已经差不多死亡了,学术书苑一度是新华书店南东店的脊梁。我这么说确实包含了我个人的感情在这里面,我也在那年离开了书店。我在新华书店从1982年一直工作到1997年离开,其中主要的工作是在学术书苑中,书苑在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曾经把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名流整合在一起,现在上海文化界的许多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都曾是这家书店的常客,他们是我的顾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超越普通的买卖关系的。书苑在当年是读书人的文化沙龙,而不仅仅是书店。在所有的顾客中,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汪道涵先生,他最早每个礼拜都会来我们书店,后来工作关系来的时间比较少了,但还是通过秘书或者电话征订书籍,而新华书店南东店在1990年代初能够保留下来,汪先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个人的角度是,1997年新华书店把学术书苑关掉是比较不可理喻和非常遗憾,它关掉之后,整个书店就慢慢走向衰败,而一旦人气散掉了,就很难恢复的,这对上海文化界也是很大损失。现在的书店,大部分只有书没有人,员工和读者之间不可能再建立起我们和文化人那种紧密的关系了。 陆永(南东店店长) 我是在7年前来到南东店工作的,相对南东店60年历史,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员工。现在我们店里的员工基本上也是外系统调过来的,少数是原来新华书店南东店的职工,所以包括我和大部分员工对它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知道,它曾经辉煌的历史。 上级部分关闭南东店也只是最近一两个月的事情,对我们所有职工都比较突然,当然具体的决策是上级部分的事情,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但是我认为南京路确实是不能没有书店的。我们的书店昨天正式关闭了,但我们在这座商场楼上继续自己的香火,商场给了我们一个500平方米的店面,现在正在装修,当然它的规模是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的。 小冬(普通读者) 我对南东店有那么的一点眷恋主要是我老师的原因。1980年代末,我在徐家汇那里读高中,但我家在杨浦区,每个礼拜回家都要经过南京路,所以我的一位老师每周都会给我开一个书单让我到南东店代买一些书。我印象中,他让我代买的书都是些人文思想类的图书,比如走向未来丛书等等。后来1990年代初的时候,我也开始在那里买一些人文思想类的书,我只要有时间就会跑到那个书店去。现在看来,那个书店在那个时候兼具了书城的综合性和季风书园的人文性,许多书也只有在那里才能买到。 过去几天,在上海这座城市关闭的知名书店也不仅只有上海书城南东店一家,大众书局鸿翔店也于上周关门,而上周记者来到复旦大学著名的左岸书店时,书店也已经歇业盘点,工人给出的答案是“关门不是搬迁。”而季风书园老板严搏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忧虑的表示,如果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店物业的租金在明年上涨的话,书店经营将难以为继,不排除关门的可能。同样刚刚关了鸿翔店的大众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关店是正常的运营调整,书店经营适赢利的,而书店与大型购物商场合作可能是都市书店将来生存的主要模式。 上海书城南东店曾经也是严搏非经常光顾的地方,甚至是他们那辈学人思想启蒙的主要阵地之一,在严搏非看来书店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寸土寸金的南京路上经营着,顶过了1990年代初起的商业化浪潮,但最后还是要离开南京路了。“这是为什么?房租涨了还是什么原因?什么能够把这样一家近60年历史的书店赶出南京路?那下家书店又会是谁?书店被赶出城市中心地带,这样的问题在今后两三年会集中爆发。这个城市会不会还有书店?到底还需要书店?”在这位同样经营者书店的爱书人那里疑虑多多。 而许多可能不知道的是,南东店后下一个将会产生危机的书店可能就是季风书店陕南地铁店,“问题是租金”。“我们书店所租的物业合同签定于10年前,合同期约是10年,总体上租金还能够承受,但合同今年就将到期,租金会上涨到什么程度,我们还很难预料,但能想象到最坏的结果。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谈重新签约的事情,但我很早就开始担忧了。如果租金高到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我们也不排除关门的最坏打算。一旦书店因为物业租金关门,我的员工哪里去?我的读者去哪里?这是我一直忧虑的问题。”严搏非忧心忡忡的表示。 如果从纯商业的角度看,书店的薄利润是无法在市中心坚持下去的,按照纯粹的商业逻辑的话,书店就无法在市中心的区域生存下去。那么书店就应该搬出市中心到郊区去?答案当然不是这样子的。无论是香港还是纽约,世界上许多国际性大都市的市中心和繁华商业中心,都有大量的大书店存在,比如曼哈顿岛就有巴诺连锁书店14家。“我认为,市中心或者商业中心,是需要书店的,需要这样一种都市型书店。”严搏非说。 那既然从纯商业的角度看,他们无法生存,那如何把书店挽留下来?“南东店关门之后,十里南京路居然一家书店都没有了,这难道很悲哀的事情吗?现在的南东店的物业属于私人,但是南京东路步行街的许多物业还是属于国有的,那政府应该对这样的文化事业提供的必要支持,就算离开现在的商场,它还是可以在其他物业里生存下来。” 大众书局鸿翔店上周的关门,一度引起外界猜忌,这家上海颇具规模的大型连锁书店也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将重蹈大众书局前身思考乐书局倒闭的命运?大众书局相关负责人贺小姐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候表示,鸿翔店关门与书店运营状况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物业被整体专卖,现有的大部分商铺都要求撤离,并得到相应的补偿,我们正在附近寻找新的物业开分店。”大众书局给出了这样的回复。 贺小姐表示,大众书局整体上从去年开始盈利,“我们的盈利和经营模式,是将连锁书店与大型商场合作,大型商场为了丰富自己的商业生态,也愿意和书店合作,并给予一定的房租优惠。我想,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书店为了人流需要在市中心和商业中心存在下去,而商业中心也需要书店提升自己的文化、丰富自己的商业多样性。” 这样一种书店运营模式在严搏非那里也反复提到。严搏非认为,书店要想留在市中心,另外还可以依附于shoppingmall,“比如我们季风书店莱福士店,福士店广场提供给我们的物业租金是比较低的,在国外许多大书店都开在这样的Mall中,虽然租金上会有所损失,但能丰富商场的商业生态,整体上是能提升整个商场的商业价值的,这可能是将来书店在市中心能够留下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我们现在商场辟给书店的面积还都比较有限。” 但这种比较成熟的书店营运模式在许多城市获得了成功,比如台北的诚品书店、香港的叶一堂等。“这样一种商业模式也是可以成功复制的。书店与商业中心合作也许是像上海这样大都市书店生存的比较可行的成熟模式。” 贺小姐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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