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钟伟一番关于“经济学者不一定要为老百姓说话”的言论继去年“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讨论后，再次将经济学家们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某些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勾结的坊间传闻也令风光无限的经济学家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抛开这些是是非非，经济学家到底能干什么？《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这本收集了十位20世纪最重要经济学家反思经济学的文集恰如其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虽然这十篇反思经济学的文章大都写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但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学家在反思经济学时，始终关注经济学是否能增进社会的福祉。

在本著作中，哈耶克们不约而同的首先质疑了经济学界内部的一个“伟大的信念”即经济学的形式化数学化，在他们看来这种“范式主义”中断了经济学与哲学历史的联系变成了一门“黑板经济学”，“那些充斥着数学语言的经济学专著----会使我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转向了一种专注于分析的兴趣”，这损害了经济学家对社会福利等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而经济学的本原是一门研究人与社会的伦理学，这才是经济学存在的价值和理由。麦克罗斯基在《公共福利与经济学叙事》则毫不客气的认为，经济学家的建议常常损害穷人和穷国，而这应该归罪于数学化的“黑板经济学”的迷信，“穷国们则为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实验室以检验他们在黑板上推导和发现的‘真理’”，其结果就是丢弃了经济学的古老智慧“自愿交易”。

这本集子的基本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经济学家应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公共政策，参与公共事务，将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传达给普通观众。

戈登.塔洛克在《如何兼顾学识成就与社会贡献》中对美国经济学界的现状比较担忧，他发现他的同行们“更操心论文的发表和终身教职，而不是经济学研究所能做出的社会贡献。”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在专业之外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令公众对经济学感兴趣。哈耶克在《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里对所有经济学家忠告到，“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知道经济学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会使人类社会的一个祸害，好一点的，除了能写一些其他经济学家能看懂的论文，其他什么都干不了。”当然哈耶克的高峰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超越，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又是一名伟大的哲学家。

经济学家为获得学术领域的认可和尊敬追求原创性的知识贡献，这是学者的本职工作，但经济学家也有义务用它的专业知识批判社会或为公共政策提供建议等，这也他们的责任。在这十几位经济学家看来，看似冲突的学术追求和社会贡献是可以兼顾的。

科斯鼓励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不是因为经济学家的能量到底有多大，“既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也不应该被轻视”。他描述道，如果因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努力使一个浪费一亿美元的方案推迟一个星期，这一行为已经挣回了他一辈子的薪水。但经济学赫特在《经济学家权威的衰落》中却没有科斯那样的乐观，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事务难免遇到挫败和绝望，在公共事务中“经济学家最能认识到自己最没有什么用”。

经济学家以自己的责任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开具各种人为有效的“药方”，但是一个理智的学者因该到此为止，否则以哲学王自居难免落得“君从叙拉古来”的下场。因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知识都只是对世界的有限的、不完整地认识，研究者本身也只是有限理性，所谓放自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往往贻害连连。社会是经济学经常试图精确描绘的博弈场所，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专家的建议能够被选择完全取决于利益权衡。所以经济学家应该明智的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建议者，要果敢的意识到某些“不为”，对无知保持一份敬意。哈耶克冷静地指出经济学家更可能犯下“理性的自负”，为决策者所利用。结果很可能是有意无意的与利益集团结盟，充当利益鼓手，对社会造成灾难。我们当下对国内经济学界的不信任相当程度来自于这个担忧。

谢林在《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这篇对演讲稿的结尾道出了经济学家的最大成就，“投入到帮助人们发现各种‘免费午餐’的工作中去。”作为一名经济学门外汉，在我看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不是最大化的优化他们的舒适，而是为社会带来福利，这也是《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中每篇文章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所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应该是每位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读读物。

 

揭开健康的神话是一种解放。一旦你明白健康的真相，你就不会阻止孩子吃糖，或者担心他们打响指。我就不会在冬天把自己严严实实的裹起来，也不会为吃一顿夜宵而自责不已。管它呢，这就是自由。

 

神话：吃夜宵会发胖

真相：发胖与你什么时候吃没有关系

 

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吃夜宵会发胖，因为晚上缺少运动而无法消耗多余的卡路里。

但是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的科学家们经过对47只雌性猴子研究后发现，这些动物就算都在深夜喂食也不会因此增加体重。事实上，深夜吃东西与增加体重没什么关系。

但是许多人却是因为吃夜宵而发胖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晚上消化能力非常旺盛，而是我们习惯在一天紧张的生活结束之前吃高热量的食物，比如冰激凌、巧克力等。换而言之，发胖的原因是你摄入了过多的卡路里，而这与你什么时候享受美食没什么关系。

 

神话：在家吃饭比外面安全

真相：在家吃饭更容易生病

 

电视新闻中经常会出现关于“肮脏的餐馆”的曝光报道。但事实上，在家做饭更容易使家人生病。

餐馆经常会打扫，这主要是因为只有干净的餐馆才能吸引顾客。如果有人因为在餐馆中吃饭后生病，这家餐馆肯定会因此倒闭。

那我们的厨房呢？ABC电视台的记者唐.多哈有次采访一对经常抱怨餐馆不干净得夫妇，问他们是否能让卫生检查员参观下他们的厨房。他们同意了。结果那位检查员发现他们的厨房远比他检查过的所有餐馆都脏。厨房到处都是细菌，海绵抹布就像一个巨型细菌每天被用来清洁厨房和餐具，据说这块海绵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好好洗过了。

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专家菲利浦.提耶诺博士认为，在自己家的厨房吃饭比在餐馆危险的多，“50%—80%的肠胃感染都是在家中的餐桌上得的。”

 

神话：巧克力对你有害

真相：没那么夸张，我的最爱！

 

一位巧克力爱好者曾对我的同事鲍勃.布朗说，“假如我能实现一个梦想的话，我希望是巧克力对我有益。”这个梦现在果然已经成真了。

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巧克力有益健康。可可豆富含一种有益人体健康的黄铜醇元素，红酒、绿茶、苹果和洋葱也同样富含这种物质。

“巧克力对心脏非常有益。”美国饮食协会的凯瑟琳. 塔玛吉认为，巧克力中的黄铜醇能使“血管保持弹性，减少血液粘稠度，也能够减缓高血压。他还能缓解发怒情绪，发怒容易导致心脏病。”

但我们还得选对巧克力。许多巧克力为了增加各种口味反而破坏了可可中的黄铜醇。塔玛吉的建议是，“挑选黑巧克力。可可成份越高，热量最少的巧克力是最佳选择。”

 

 

 

神话：昏暗灯光下阅读有害视力

真相：没什么影响

“别那样！在这么暗的地方看书会毁了你的眼睛，你想戴眼镜吗？你想变成瞎子吗？”这是我小时候妈妈经常给我的忠告。

她错了！窃窃私语而伤害听力吗？在昏暗的地方看书也不会伤害你的视力。事实上，在发明电灯之前，我们人类就只能在昏暗的环境下阅读，这没有伤害我们祖先的视力，当然也不会使我们变成瞎子。

另一个担忧是，长时间看电视、使用电脑和看书会使我们的视力系统不堪重负，最终会损伤眼球肌肉而是我们的鼻梁上多了眼镜架。

医生表示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长时间盯着一样东西，会让你感到疲劳但不会对眼镜造成仍和损伤。

最后一个误区，一些人认为戴眼镜会使视力更加糟糕。这一观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神话：漱口水能治口臭

真相：漱口水只会让口臭更严重

 

口臭是由口腔中细菌导致的。漱口水确实会杀死细菌，但漱口水中有一个不会人知的秘密：漱口水的主要成份是酒精，酒精能杀死一部分细菌，但酒精也会使你的口腔变得更为干燥，这可是细菌繁殖的温床。所以漱口水最终只会让口臭更严重。

医生的建议是，保持口腔湿润是防止口臭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婴儿不会口臭的原因，他们能分泌更多的口水。所以，多喝水是防止口臭的最佳方法。

 

神话：把笔记本电脑放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

真相：没有关系。

 

笔记本电脑对睾丸有害？

事实上，笔记本电脑对生育唯一的害处是发热。如果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使用，笔记本产生的温度可能会杀死一部分精子。哥伦比亚大学的男性健康专家费什医生认为，精子害怕高温，但是被笔记本影响的精子数量一般会在四到六个月内就会恢复正常。“如果男人不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使用，这根本不会影响生育。”

 

 

神话：使用灭菌皂有益健康

真相：没有任何效果

 

电视广告经常会强调灭菌皂的好处。通常的广告场景是这样的：一幅温馨的家庭生活画面，然后出现一段警告，“拥有了孩子就是拥有了细菌！你需要一块能杀死细菌的肥皂！”听上去着非常有逻辑，许多人也相信灭菌皂的“奇效”。

 

长时间使用灭菌皂确实能减少细菌，所以医院一般都是用这种肥皂。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使用灭菌皂能够减少生病。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数百个家庭做研究，其中一些家庭使用灭菌皂，其他用普通肥皂。结果发现，这两组被试在咳嗽、流鼻涕、喉痛等病症的发病率上没什么区别。

我们还曾经对一些非常脏的人做实验：一位微生物专家从一位纽约一座动物园的员工手上提取了一些细菌样本，其中一些用灭菌皂来清洗它们，另外一些用普通肥皂。结果发现，灭菌皂并没有什么非凡的功能。

微生物专家告诉我们，杀死细菌的关键不在于选用哪种肥皂，而是用肥皂洗手或其他东西的时间，一般使用肥皂的时间不能少于30秒才能发挥肥皂的最大功效。而细菌并不是死于肥皂，而是摩擦，持续不断的摩擦去除了手上的坏死组织和脏物，细菌也就没有了自足之地。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观点是，对灭菌皂的依赖将减少肥皂洗手的时间，间接有益细菌的生长。

选用普通肥皂，仔细洗手。

 

 

神话：饭后游泳危险

真相：想游就游

 

肚皮撑得饱饱的就去游泳有生命危险。

这个神话的产生可能源自于这样一种观点：吃得太饱就去运动会感到不舒服。你的胃在消化食物过程中会将肌肉中血液转移到胃中，而这降低你的抵抗力并减缓呼吸。这听上去确实不应该在饭后游泳。

但许多医生认为饭后游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他们认为，真正威胁游泳者的是酒精、缺少安全设施的船只和泳池中没人看管的小孩。

我们在20/20节目中曾经每人塞了一个巨无霸然后去游泳，最终没有一个人遇到麻烦。

 

神话：狗的嘴巴比你干净

真相：这是开玩笑！

 

爱狗人士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他们让狗狗的舔他们的脸，而且还说什么，“狗会舔调人脸上的细菌。它们的唾液非常干净。”

这是开玩笑吧！想想狗嘴巴都往哪里钻？它们喜欢舔自己的生殖器，啃垃圾桶，泥堆草丛中乱钻-------现在你还愿意让你的狗狗舔你的脸吗？

当然也有人认为，狗的嘴巴非常干净因为它们口腔内细菌非常特别，它们不会传染给人类。所以，在他们看来亲吻一个人比一只狗更容易得病。

还有一种观点是，许多宠物伤口在经过舔了之后会容易愈合。事实上，使伤口快速愈合的不是狗狗舌头上神奇的某种物质，狗的舌头像肥皂一样，频繁的舔伤口能增加舌头与伤口的摩擦，从而去除伤口上污秽，细菌没有立足之地，伤口自然恢复的快。

 

当我为女儿讲故事的时候，我不得不在“她”与“他”之间跳跃，而故事中几乎所有的英雄主角都是男性：超人、蝙蝠侠、蜘蛛侠、佐罗等等。我不能确定“big bird”是什么性别，但我女儿习惯性的称为“他”。

就算是现在的2006年，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性至上的世界，性别歧视依然存在。那么哥斯拉式的政府和偏执的左派能否纠正这一偏差？不！

 

神话：除了身体体格上的差异，男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真相：男人来自地球，女人来自火星。

 

当年我进入普林斯顿的时候，我的教授们告诉我，性别歧视基于的理由是，男性能在科学、商业、体育上取得更大的成功。但他们可能忽视了另一个现实，贪婪的男人许多年来禁止女性外出工作、投票，甚至拥有财产。虽然那些歧视女性的法律和习俗已经废除，但其恶劣的影响没有，其残毒在许多男性那里颇有市场。所谓男女差异的言论阻碍女性取得成功。

既然男女平等，那女性花更多时间在养育后代身上，而男性从事运动就是违反自然性别平等原则的。男女优势的不均衡只是一种文化传统，我们只要放弃所谓男性在某些方面占优势的观点，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不会来的太晚。

印第安纳大学Kinsey Institute 前主任 June Reinisch 曾说过，某些性别差异是明显天生的，就算是男女新生儿也会表现出明显差异。“男婴比女婴反应更为灵敏。你向他们的腹部吹口气，男婴明显反应更快。”她还说，女婴的嘴巴更为灵活。新生婴儿还没有被赋予社会性别角色，这些差异是天生的。

但这些差异并不能决定女性就不能胜任CEO、工程师，也没有反映男性天生就可以免去抚育后代的职责。我们只能说，男性更喜欢工程师的职业，女性中大多数则更希望呆在家中陪伴孩子；男性牺牲家庭时间努力赚钱，女性可能更善于言语交流。

“差异”并不表示某个性别更强。男性在力量和空间想象上更有优势，所以他们能在工程、体育等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女性在语言表达上的优势则决定，教师、心理咨询师、房产经纪人这些职业更合女性的胃口。我们应该允许男性或女性选择他们更胜任的职业。所以，男女有差异这算不了什么。

“不！”这是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的立场。他们拒绝任何关于男女有别的观点，甚至一思考性别差异似乎就是对女性的歧视。

哈佛前校长萨默斯仅仅因为暗示男女之间有差异，因为只有少数女性能像男性那样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被赶下台。

我能感受到萨默斯的复杂心情。我在这家主流媒体工作，身边的所有人经常发下面的牢骚，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国家全民的医疗保健，资本主义作恶多端，女性经常会遇到职业的玻璃天花板等等。但我们除了张张嘴巴，对改变这些事情无能为力。但是一个大学的校长不能对这些问题只是评论而已，所以在我看来，萨默斯从来没有真正的道歉过。

在学术和知识分子圈子之外，性别差异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庭判决离婚案时，往往将还在判给母亲抚养。法官在审判之前肯定有这样一个潜意识，女性比男性更能照顾好孩子。事实上，许多男性往往抱怨，他们在抚养孩子方面根本不输给母亲，但他们没在上法庭已经失去了孩子。

我希望女儿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但是选举结果真的必须是男女平等吗？如果女性输掉了选举，她必须为维护女性的权利起诉吗？

近年来，女性越来越多从事男性的工作，她们真的希望这样吗？也许只有女权主义者希望，但他们从来不做男人的工作。

 

 

 

 

 

神话：同样的职位，女性比男性赚得少

真相：女性赚得少是因为她们还要求其他的东西

“我们需要保证男人和女人获得同样的收入！”这是我们在国会时常听到的慷慨陈词。克林顿.希拉里参议院经常在公众场合抱怨所谓“薪酬鸿沟”：女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78.5%。政客们把“薪酬鸿沟”习惯性的归罪于男性至上主义或者性别歧视，“无论女性多么努力的工作，无论她们如何不断提高职位和学历，她们都不会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收入。”

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一论调。有一次做客“托尼 ·丹泽秀”节目，节目中我问在座的观众，“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职位，男人和女人谁获得报酬高？”“男人！”观众齐声叫道。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美国的雇主们倒真的是性别歧视的典型。

但真的像我们感受的那样吗？如果付给女性的工资可以低于男性，我相信男人们可都得失业了。

著名的男权主义者沃伦.法雷尔对我说，他曾经坚信女性在薪酬方面受到歧视，但是有一天突然觉得这是个偏见，“我问自己如果同样工作，男性赚1美元，女性只要59美分，那我肯定开一家由‘娘子军’组成的公司。所以这一观点是靠不住的。” 沃伦.法雷尔用了15年查询美国的各项统计数据，他发现“薪酬鸿沟”确实存在但不是因为性别歧视，而是男人做很多女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一次演讲中他曾要求那些愿意一周工作超过40小时的听众站起来，结果几乎全是男性。他在这次演讲中例举了许多肮脏危险艰苦的工作，在座的男性不断的勇敢站起来。法雷尔最后总结道，“这就是男人应该赚的更多的原因。”他认为，女性赚的少是因为在工作之外还有其他打算。

“女人会说，她们对工作时间是否弹性非常关心；男人则说，我只关心赚得更多；女人说，我需要更多钱还是更多时间？女人更倾向于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在这方面男人确实应该向女人学习。”

 

许多人相信“薪酬鸿沟”就是性别歧视的结果，那谁为这些女同胞们说话？我有次问全美妇女组织联合会主席玛莎.伯克加入付给女性的平均薪水比男人低25%，那为什么老板们还是愿意雇男人。“因为他们喜欢雇佣男人。老板们喜欢雇佣和他们同样性别的人。”

老板们竟然因为“喜欢”男性而情愿多支付25%的薪水。真是愚蠢！

 

神话：女人是糟糕的司机

真相：男人更糟糕

 

长期以来，女性在驾驶汽车方面的声誉一直不佳。但研究者的结论恰恰相反。研究者根据2002年的数据发现，“所有的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男性驾车肇事的比例远高于女性。”

与女人相比，男人驾车的速度更快，男人很少能遵守交通法规，超速、酒后驾车、违规停车等等。在美国，男人应该为71%的交通事故负责。

那么是否因为男性驾车的里程数比女人多，因此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更高？男性驾车的里程数确实比女性高。根据调查，男性驾车的里程数占总里程的62%，女性占38%。但即便考虑到驾车里程和时间因素，男性交通肇事的比例还是高于女性。

为什么男性驾车更容易导致交通事故？我想这还应该追溯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男性负责狩猎，他们需要比猎物跑得更快更勇敢，这种习性很可能已经融入到了男性的基因中去。没有了森林和猎物，他们就在街道上撒野。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份报告中称：雄性激素对健康是一个危险。男性总体上比女性更具有侵略性：相当部分男性毙命于高空坠落、溺水、中毒、以及许多可以避免的事故。

 

神话：女性在性生活中受到更大的压力。

真相：男性也有压力。

 

我的同事戴博拉.罗伯茨最近邀请了一些大学生接受电视访谈。最后的结果显示，33%的男生在性活动中感到各种压力，而女生的比例只有23%。

“当你和某个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受到来自朋友们的压力。比如，你现在跟她在一起了，那你准备保持关系多长时间？你还在等待什么？”“一想到像我这个年纪还不应该与女生发生性关系，做爱就会我感到紧张。”“做爱让我感到许多压力，因为你不能爽快地承认其实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男性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个不负责任的家伙，他们向女性施加压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也很紧张。

 

神话：怀孕期间做爱对胎儿有害

真相：这只是你的想象

 

反对怀孕期间做爱的观点有广阔的市场。“胎儿怎么办？”根据对怀孕夫妇的调查，80%的被访者认为，当他们做爱时，女性腹中的胎儿会有所感觉；40%的人担心孕期做爱对胎儿有严重伤害。其中，产生这种忧虑的男性人数比例是女性的2倍。

放松。我的《20/20》节目搭档伊丽莎白. 法格斯(曾经告诉我一次她与纽约圣卢克罗斯福医院的妇科主任杰希卡.莫瑞兹医生的一段对话：

莫瑞兹医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怀孕期间的性生活会对胎儿造成危害，真是千真万确的。------怀孕期间，女性的荷尔蒙依然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她们渴望性生活，但遗憾的是，男性在女性怀孕期间的荷尔蒙却处于低潮。

专家的建议是，别担心胎儿。

 

神话：男性比女性更会撒谎

真相：让你大吃一惊

 

男人喜欢捻花惹草是一个流行的观点。在这个观点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个进化论的逻辑。人类学家海伦.菲舍尔指出，几百万年来，女性一直认为如果她们能找到一个只对她死心塌地的男人，她和孩子能够生活的更好。她们指望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们。女性将这样一种要求男性忠诚的渴望带进了基因遗传下来。但男性的基因更渴望与尽量多女性发生性关系，以繁衍更多的后代。男人和女人都希望保持种族的持续性，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即使在今天，妇女寻求情感的稳定，男人渴望追逐更多的性伙伴。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得出男性不忠的结论。

调查研究发现，80%的妇女对丈夫忠诚，男性的比例是65—85%，两者的比例十分相近，撒谎不只是男人。

 

神话：在做爱中，尺寸对女性不是问题

真相：尺寸是个问题

我们曾经在ABC电视台的网站上作过一个在线调查，其中56%的人认为，做爱中尺寸不是问题。

但许多性学家们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反映女性的真实想法。临床心理学家、临床性学家乔伊.戴维森医生认为，“男人肯定认为尺寸不是问题，女人也常被告知她们阴道的前2英寸对性活动才有感觉。但事实是，女人只是对更深的插入有点紧张罢了。”

人类学家海伦.菲舍尔认为，那家伙的周长比长度更重要，前者更能带来性快感。

《20/20》节目曾将一组高矮不等的男性展现在女观众前，结果女性通常挑选高大的男人。我们告诉她们，那个5英尺3英寸的家伙是个医生、畅销书作家、滑雪冠军。女观众的回答是，“他还是太矮了。”另外一个男人只有5英尺高，但非常英俊着衣也很有品味，还是个百万富翁。但在座的女性根本就不感兴趣。

尺寸，尺寸是个问题。

喜欢《卫报》爱管中国闲事的态度，他们对中国改革、中国文化境遇的担心常常比我们更杞人忧天。《卫报》一位长期以中国各大城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为家的记者Tim Adams
最近刊文指出，中国人喝茶的传统正受到星巴克咖啡的强烈冲击。
他首先用骇人的语气指出，仅仅上海就已经有47家星巴克连锁店了。天哪，有那么少吗？让我心里默数一遍，我所能叫得出名字和地点的星巴克就不止这个数，我家方圆2公里内就有3家和麦当劳肯德基
打个平手。那是不是中国人的茶文化真地受到冲击？像我这样在家一天喝3杯以上咖啡，经常光顾星巴克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毕竟少数。我认识的那些经常光顾星巴克的人士，在家却从不煮咖啡，
仍然以泡茶为主，顶多就是速溶咖啡，那不是真正的咖啡。
其实这位记者还是不清楚中国人特殊的生活习惯。回到10年前，麦当劳肯德基是城市年轻人约会甚至公务会谈的地方，中国人只是把饭桌从饭店货家搬到麦当劳罢了，毕竟在中国很难找个一个如此干净光线充足甚至还有
背景音乐的场所了。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变了吗？选择麦当劳已经成为许多人最差的选择了。
当麦当劳的地位现在几乎成了最廉价的在外用餐代名词时，星巴克成功取代了麦当劳们的地位，虽然他们不一定真的喜欢喝咖啡。在这里约会、谈公事比麦当更上了一个档次啊，所以你在星巴克看到的是读书时，
大学食堂的吵闹声，这样的轻松惬意是我喜欢的地方，况且还有免费的网可以上，背景音乐也从吵闹的流行变成了更有靡靡情调的爵士。从美国来的消息是，中国的星巴克可能是全世界最宽敞装修最豪华，灯光最昏暗的星巴克，还不是
中国人的虚荣心在作祟，朋友把美国星巴克比作学校附近的珍珠奶茶点，多的布满纽约每个街区。想想，星巴克最后的结局应该和麦当劳差不多的。说实话，像我这种人如果在外面喝咖啡最佳选择到真的是星巴克，环境不赖，咖啡还能入口，价格可能是最低的了，至少比那个经常空旷的真锅便宜许多。
但说道，星巴克威胁中国茶，摆脱记者同志，你就不要老是呆在香格里拉了，多和普通中国接触，多多跑到没有星巴克的城市吧！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创始人席德·波瑞特（Syd Barrett），在母亲地下室与世隔绝度过了34年后，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7月8日，席德·波瑞特在剑桥郡家中去世，享年60岁。席德的兄弟艾伦·波瑞特（Alan Barrett）7月11日简短的宣布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死讯，“他在家中平静的离去。”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在世的四名乐队成员David Gilmour, Nick Mason, Roger Waters 和Richard Wright在获知席德去世之后通过《卫报》表达了对席德的崇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对席德的离去非常震惊和悲伤。席德为乐队早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留下的遗产将继续激励着我们。”
席德·波瑞特原名Born Roger Keith Barrett ，1946年生于剑桥。1965年，席德与同学好友Waters创建了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乐队早期的大部分作品都由席德创作，并引领了60年代的迷幻浪潮。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第一张专辑《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own》发表于1967年，专辑中绝大多数的歌曲都是由席德创作并演唱，这张专辑开创了英国迷幻运动的先河，作品古怪诡异，大胆离奇，仿佛漂浮在超现实世界一般。席德词作笔锋犀利、曲式闲雅，其作品流露出诗人的敏感和孩子般的好奇心。1968年，如日中天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席德因长期沉溺毒品患上药物迷幻症不得不退出了乐队。
1960年代，席德开始最早在音乐界大量使用各类迷幻药物。沉溺于LSD的席德受到迷幻药物的刺激创作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音乐。但毒品还是严重损害了音乐家的心智，音乐家心灵的彻底崩溃再次验证了迷幻药物的双刃剑，为音乐人带来灵感也埋葬了他们的才华甚至生命。吉他手Gilmour今年早些时候回忆到， 因为毒品的影响，席德很早就处于精神崩溃边缘。
席德的音乐生涯只有短暂的七年——1965年至1972年——过去的34年，他对音乐创作和表演保持沉默。席德作为一名具有独特独创性的音乐家对整个20世纪后期英国社会和流行文化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1975年,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发行专辑《Wish You Were Here》(希望你在这儿)，其中“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映着你——疯狂钻石的闪光)专为献给离队已久、已遭淡忘的乐队缔造者席德。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现在的灵魂Waters表示，“席德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留下了极具感染力和深刻的作品。”著名摇滚变色龙大卫.鲍威曾将席德看作其音乐精神教父，“在60年代我曾看过几次他在UFO和Roundhouse俱乐部的演出，这些场景深深的烙在我的闹中。他在音乐上具有非凡的天赋。”
逐渐淡出摇滚乐界的席德之后搬到母亲剑桥家中的地下室，并用木板钉住所有的窗户以阻止媒体和歌迷的窥探，这样与世隔绝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母亲1991年去世为止。1968年，席德离开乐队之后依然发表了2张个人专辑，直至1972年精神完全崩溃。上世纪80年代初，席德最后一张个人专辑《Opel》被整理发行，专辑中充斥着令人极其震撼的破坏性乐句，遮掩着人类直接的感情。席德是一个孤独者，他沉溺于悲剧中而获得悲剧的快感，每一首乐句都是孤独的仪式。

加州大学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革命性的论文《 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该论文奠定了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的基础。阿克尔洛夫的研究从分析二手车市场开始。二手车市场虽然竞争激烈，但在交易中卖家比买家对旧车质量的情况了解的更多。假设交易市场中一半是“桃子”（比喻好车）一半是“柠檬”（次车），对买家来说，“桃子”至少值5000美元，而卖家希望能卖到4000美元以上，“柠檬”则是垃圾。卖家知道哪个是桃子哪个是柠檬，但买家只能靠运气来猜测。

因为卖家对二手车的具体信息知之甚少，自然压低价格来弥补可能的交易损失。他可能认为， 二手车在2000磅到2500磅之间的价格是合理的，买家有50%的机会获得桃子或柠檬。但卖家清楚他的车是桃子还是柠檬，柠檬的车主会爽快地接受2500磅的开价，但桃子的卖家则不干了，开着车走人。最后，二手车市场中只剩下2500磅的柠檬，即使你打算花4001磅买辆桃子，也会发现要么被骗买到的是柠檬，要么有价无市。

没有卖家愿意低于4000磅的价格卖出桃子，也没有买家敢用4000磅去赌50%的机会“幸运”获得桃子。在这个信息被卖价垄断的市场中，卖家不愿卖出桃子，卖家觉得市场中的二手车都是垃圾，二手车市场最后只能倒闭。二手车市场不只是特例，如果某些人比其他人对产品的质量了解的更多，结果却是优质产品的滞销。

拥有好车的卖家希望卖个好价钱，但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车是桃子。你可能认为，卖家会因为清楚二手车的底细而获益，事实上这场捉迷藏式的价格暗战中没有赢家：聪明的买家当然不会轻易亮出底牌。

阿克尔洛夫的观点是，一个充满内幕消息的市场最终只会崩溃，或者市场萎缩，以至于只有劣等产品充斥于其中。

让我们用阿克尔洛夫的观点解释房屋租赁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公寓中的家具为何都不是新的？影响我们决心租下公寓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大小、地段、装潢、房型等，但是有些影响公寓品质的因素是不容易觉察的，比如家具是否耐用。由于房客在入住之前对家具的品质一无所知，因此也不会影响公寓的租价，业主情愿提供华丽的装修也不会购买坚固耐用的家具。

有一点要强调的是，阿克尔洛夫的观点局限于交易过程中卖方掌握信息的情况，如果买卖双方都对二手车是桃子还是柠檬无所谓，刚才讨论的一切都不成问题：买家心甘情愿支付2500磅，无论是桃子还是柠檬；卖家只希望能把2000磅拿到手，其他无所谓。一旦其中一方获得了二手车的信息，交易过程就复杂许多。经济学家把交易过程中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的商品信息称之为“信息不对称”，市场中充斥信息对不称的结果是市场的崩溃。

 

内幕信息和保险

阿克尔洛夫的柠檬问题可以从二手车交易扩展到房屋租赁，甚至影响到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法预测疾病的治疗常常需要大笔开销。如果健康保险市场失灵，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美国的健康保险市场验证了阿克尔洛夫的柠檬理论，它基本上是失败的，无法为大多数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险。

我们把体弱多病者比作柠檬，身强体壮者称为桃子。如果我是柠檬，那我倾向于根据能力尽可能多的购买健康保险，相反如果你觉得身体壮的像条牛活到百八十岁没啥问题，除非保险非常便宜否则你是不屑一顾的。

感谢阿克尔洛夫的证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注定死亡，就算是健康保险市场也不例外。如果你的身体是桃子，各种保险你是看不上的，像我这种柠檬身体，健康保险敞开双臂拥抱。结果是，保险公司为满足桃子们的需求不断提高保险费，但最后留在保险公司客户名单上的只有那些老弱病残。

保险公司为了避免这种被动的局面应该尽一切可能收集消费者的信息，比如是否抽烟？他们的父母是否在35岁时死于遗传病？根据基因信息，保险公司甚至能够计算出接受客户投保是否合算。在以前，保险公司对投保者的个人信息知识甚少，所以保险公司对客户的审核非常小心；但如果保险公司能获得更多的客户信息，他们将大胆的签下更多健康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通过了解客户的个人背景信息来预测成本和收益，并根据客户的不同情况开出投保费用。像我这种柠檬身体，保险公司肯定会提高保费。但问题是，那些患有各类慢性病的患者、高龄人士等人群，没有保险公司会冒着亏本的风险接受他们的投保。

保险公司能够向我提供的险种包括，入室失窃、火灾或者为我支付一种我不太可能生得病的治疗账单。如果我们能预测未来，保险公司没有存在的意义。同样，如果保险公司预测火灾的能力比我高，他们只会卖给我不需要的险种。假如保险公司预测到我的房子将来会遭火灾，他们会在哪个时候帮我叫警察而不是卖给我一份火灾险。

保险业务依赖于“双向忽视”。所谓双向忽视是投保双方对被保人背景信息有默契的故意忽视。知道得越多，我们能投保的东西越少。

 

配置柠檬水

回到最初阿克尔洛夫的二手车例子，其实卖家只是希望好车能卖个好价钱，对买家而言，只要是货真价实的桃子，贵点也能承受。只要内幕消息获得公开、市场透明，买卖双方都能从中各得其所。

2001年，乔治·阿克尔洛夫与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 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拥有好车的卖家拍着胸脯保证，“我的车是桃子。” 斯彭斯认为，说大话总是廉价的，因为那些卖柠檬车的家伙也会脸不红心不跳得用这句话欺骗消费者。最后，买家面对到处的吆喝，真真假假他也搞不清楚了。斯彭斯意识到，真正的办法不是让卖家自露家底，而是把柠檬彻底赶出二手车市场。

斯彭斯的这观点甚至可以解释一些学生为何选择攻读难度很大的哲学学位，而不是更容易获得并与实际工作更相关的经济市场类学位。假设雇主希望雇佣聪明、勤奋的员工，但是从面试中很难真实判断应聘者是否具有以上品质。假设每个人都必须攻读哲学学位，最后那些懒惰和愚笨的学生肯定觉得这是件不可能的任务。

斯彭斯认为，聪明勤奋的学生可以通过获得哲学学位来证明自己的才干。这不是说懒鬼和笨蛋无法获得哲学学位，只是他们会选择放弃。雇主支付的高薪补偿了哲学毕业生攻读学位过程中的艰辛，尽管雇主也明白，一张哲学学位文凭对实际工作的提高可能毫无用处，但至少能保证，它招到的员工不是懒鬼和笨蛋。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资上名牌大学或念高学位，其成本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是名牌大学和高学位都是应聘者向雇主发出的信号，表明他们聪明而勤奋。显然，这种示意方法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

斯彭斯的观点是，通过一个可信赖的工具可以将信息真实的传递给下家，比如哲学学位就承担了传递员工聪明勤奋的信息。斯彭斯的观点可以填补信息不对称的鸿沟，但也不是万无一失，特别是对桃子（良品）和柠檬（次品）的事先甄别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斯彭斯揭示了人们如何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谋求利益最大化，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阐述了未掌握信息的一方如何抵消这一不利因素。对客户信息一无所知的保险公司面对客户时并不是一筹莫展，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不同的成交方式来减少不可预测性带来的风险，比如，降低保费但增加严格的额外条款。保费降低可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但严格的额外条款降低了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斯彭斯和斯蒂格利的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掌握信息的一方或另一方如何均有机会获益，但他们都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消除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这依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经济学家在解释股票价格走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系列严重的难题。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基于理性的态度，但是你在股票市场上越理性，你所遇到的难题也越多，股票市场常常是非理性的。

如果一支明天肯定会涨，理性的人才买进，否则就卖出。但这种股票投资行为就意味着任何对股票明天肯定会涨的预测都是错误的：股价今天之所以上涨，是因为人们会买股票；人们会不断的买进，直到它们不再便宜到一看就看出来第二天依然明显会涨的地步。实际上，理性的投资者应该能够预测股市中任何可预测的股票走势。

但如果投资者真是理性的话应该明白，并不存在着一个完全可预测的股票市场。既然所有的市场走势都可以被预测，那么股票市场中所有可预测性因素都是毫无价值的。结果是，只有那些突发消息影响了股票价格。股指的波动完全是随机的，这在数学上被称之为“随即漫步”，股指在一天内涨涨落落反复无常。

事实上，随机波动恰恰就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特征，所谓专家对股指的分析都是事后分析。在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虽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股票价格是随机的，但从长远看呈上涨趋势，这也是除了储蓄之外，人们乐意持有股票的原因。

“随即漫步”理论是否可信？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是真的。如果股票价格真的只是“随即漫步”，那将出现这样一个悖论：杰出的投资者制造了一个随机的股票市场，而股票投资者从市场中获利纯粹是运气，杰出的投资者靠的是运气？投资者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析股票走势或者打探内幕消息都是徒劳？但话又说回来，一个充满未知的市场也就意味着到处都是机会，值得投资者细细研究寻找。一个充满突变的近乎随机的市场会回报那些掌握信息的投资者，而那些投资者则使市场保持随机。

 

这就有点像超市结账。你在大卖场结账前总是先判断哪个收银台结账最快。不要费神考虑这个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就在随便一个队伍中，然后等着。因为如果出现一个柜台结账特别快队伍又不是很长，所有人都会发现这个秘密然后涌过去，这是你经常遇到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随便排个队就算了，就会出现队伍长短不一的状况。有经验的顾客会发现，最短的队伍将出现在靠近入口处的结帐台，如果这样的顾客足够多，最后每个结帐台前的平均人数又被拉平。

 

价值和价格

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投资基金工作。他们投资成功和失败的几率也差不多对半分。那基金公司养他们干吗？经济学家对基金公司最大作用是预测股票发行公司未来利润情况。比如， timharford.com公司发行一百股股票，如果我持有其中一股，也就表示我享有该公司1%的利润，以timharford.com公司每年盈利100英镑算，我每年应该获得分享1磅利润，如果盈利1000磅，我应分享的利润也涨了10倍，但事实上我一分钱都拿不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公司没有必要把利润直接分配给你。2003年亚马逊书店每股的收益是8美分，按理应该向每位持股人以每股8美分直接分红，但亚马逊从来没有过分红。但这并不意味着亚马逊的股东受到了欺骗。亚马逊的管理层把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偿清债务。如果利润使用得到，公司的预期利润将不断增长，每位股东将来的预期利润分红数字也将十分可观。这就是不是每支股票都会分红的原因，对未来利润和分红的期待是股票价格坚挺的基础，而这又是建立在公司运营良好的基础上。所以，虽然有人会不断抛售股票，但基于对未来的信心，股票的价格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股票的价格建立在价值之上。

如果预测公司未来发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人人都能判断拥有诸如timharford.com这样股票的价值。比如，每个人都知道timharford.com今后每年将盈利100磅，如果我持有1股，理论上我每年都可获益1磅。这样的收益相当于在年利率10%的时候存入10磅的储蓄受益，但如果我把存银行的10磅全部用来购买timharford.com的股票的话，我每年的股票收益将增加到10磅。

2004年11月亚马逊每股股价是40美元，同期美国年利率约4%，也就是说存入2美元一年后的收益是8美分，2003年亚马逊每股的盈利也是8美分，如果这样做比较的话，2003年的亚马逊的股价应该低于2美元才能保证比银行收益更高，但当时的股价约40美元。这好像非常不合理啊？难道有其他因素左右着股价？

这个“其他因素”就是未来。现实生活中的公司不会每年分红，所以投资者首先判断公司的未来预期收益。比如timharford.com不一定每年收益100磅，明年由于公司的急速扩张，年利润超过10亿磅，但也可能明年就倒闭了。由于这些不确定性，大多数理性的投资者希望得到这样一种结果：持有1股无风险的股票，能保证每年得到100磅利润的1%就可以满足了；如果持有1股风险的股票，一年获得1磅甚至30磅的分红都显少。

这就说明，亚马逊的股东并不是在期待每股每年8美分的分红，而是其他更高的收益。因为同持有1股40美元的亚马逊股票，一年的收益只有8美分，而储蓄的获利是1.6美元。所以亚马逊股东们的每股期望获利不可能低于1.6美元，这也就是说亚马逊的未来利润收益将从2003年的3500万美元上升到10亿美元。

股票市场建立在这样基础价值上：股东享有公司利润的分红，无论是眼前还是将来。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计算股票的基础价值。如果股票的价格低于基础价值，他们会告诉你股票价格便宜，可以考虑买进。从长线看，股票价格反映着公司的基础利润。所以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支好股票的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你应该毫不犹豫的买入。从短线看，股价也反映了公司的基本前景。毕竟，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支股票值10磅，你会以1磅买出？如果它只值1磅，你还会用10磅买入？无论长线还是短线，股价都应该反映公司的基本面。

 

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将投资股票比喻成报纸上的读者选美比赛，然而，人们并不投票给他认为是最美的人，而是选择他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最美的人。投资者选择股票就像选择美女，不能选自己喜欢的那位，而应择大众的所爱。

除此之外，我们选择股票的另一个方法是所谓“Grolsch”法则。我遇到过一名股票投资者，他对我说他购买了许多Grolsch啤酒公司的股票，原因是伦敦许多派对一般都只提供Grolsch的啤酒，其他更大众化的啤酒品牌比如喜力等似乎都在那里绝迹了。我告诉他，伦敦的派对只提供Grolsch并不能反映Grolsch的整体销售，在伦敦表现不错很可能在其他城市一塌糊涂，仅以俱乐部的表现作为选择Grolsch的依据似乎太过于冒险。但他对我说，这是事实，但这没关系。他估计，如果Grolsch在某个城市的表现很棒，那这个城市的许多投资者都可能钟情于Grolsch的股票，这样Grolsch的股价会在短线内被抬高，此时他会适时获利回吐；股票的基本面只对长线投资是有帮助的。“Grolsch”法则的前提是一群投资者同时犯一个错。这可能吗？但许多管理着巨额资金的基金经理们的工作并不是挑选好的股票而是最流行的，所以证券市场是会犯错的。

证券市场的错误可能会潜藏许多年。谁能保证，互联网泡沫真的只是泡沫？在2000年互联网市场顶峰的时候，整个市场引导着投资者购买各类互联网或相关的股票，许多股票创下了历史最高，这掩盖了许多危险的信号。在股指不断攀高同时，整个市场的市盈率也创下10年最高。根据历史数据，购买相同数量的同一只股票，1970年花费100美元，到了1980年则需要900美元；而1980年100美元的股票，到了1990年涨到1800美元。这也可以看出来，1990年的投资者比1980年更乐观。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1990年100元的股票到了2000年则需要咂舌的4500美元。如果说，1990年的投资者是乐观的话，那2000年的投资者就有点癫狂了。部分解释可能是，2000年的人们对股票更热衷了，也更能承担风险了。这一现象更重要的反映了，当时的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期望非常高，史无前列的高。

2000年时，当股票经纪人劝说我投资股市时，向我展示了一系列股市数据和图表。我立即从这些数据中看出股市危机重重。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股市和值得投资的股票的市盈率在16倍左右，而当时的市场市盈率已经超过了30倍，在历史上只有1928年出现过，1928年的股灾拉开了漫长的大萧条。

 

我们也许很幸运，还没有处在另一次大萧条的边缘。有些极端乐观主义者甚至宣称，证券市场将会安然渡过这个泡沫假期。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凯文.哈赛特在合著的《道指36000点》中宣称，证券市场已经被低估了一百年，36000点才是真正的开始。那公司的未来预期利润真能支撑道指奔向36000点？这一切都取决于互联网、移动通讯、电脑和其他高科技技术能否发挥盈利能量。许多互联网发烧友认为，互联网的潜能史无容置疑的，互联网公司值这个价。不幸的是，这不是重点所在。也许互联网确实是划时代的科技产品就像当年的电力技术和高速公路一样，但这个划时代的产业带来的经济转型和股票市场什么关系？股指只与未来预期理论有关，2000年互联网股票的天价需要建立在未来高利润的地基上，而高利润之来自于垄断或掌握稀缺资源——稀缺的自然资源、稀缺的土地、独一无二的品牌等等。假如互联网带来的经济转型能加深某些企业对稀缺资源的控制程度，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是合理的。比如，亚马逊在2003年的利润是3000万美元，同期全球音乐工业由于盗版和网络下载影响利润减少25亿美元。所以，互联网在带来利润同时也在蚕食着一些企业的利润。而随着互联网竞争的激烈，利用互联网优势也日益消退，更何况许多互联网公司的盈利前景是那样的遥遥无期。2000年时，大部分投资者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占有经济稀缺资源，这些公司的破产或股价骤跌并不出人意料。但也不是说，所有高科技企业都一无是处，关键还是科技进步能否创造或控制稀缺资源，IBM、微软和英特尔可能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成功者。IBM在70年代统治了个人电脑领域的生产，成为当时利润最丰厚的企业；微软至今垄断着家用电脑操作系统，而且可以预计，垄断的时间不会很短；而英特尔公司虽然受到AMD的挑战，但他依然是个人电脑芯片行业的领导者。互联网公司的可复制性决定了该行业的大多数公司不可能攫取高额利润，也不足以支撑高股价，除了那些已经吃了螃蟹或独特技术的公司，比如雅虎、亚马逊、EBAY、GOOGLE等。

 

毛姆的一位粉丝曾经问作家，他是怎么编出那些巧妙的小说故事的。毛姆回答道，“这不是很难，你能一本书中发现我所使用的所有字句——词典。我只是把他们简单地重新排列罢了。”艾柯这本小册子《误读》十分有趣的重复了毛姆的工作，只是他重复排列不只是字句，而是历史上文本，用现在一个被用滥的流行语形容《误读》就是“恶搞”。

《误读》由一系列充满的戏仿小品文组成， “恶搞”的对象包括《洛丽塔》、苏格拉底、大众文化等等；甚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也能像“馒头血案”那样被重放，评论嘉宾包括达.芬奇。短文《大限将至》是一部古希腊思想史的大杂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为了迎合大众阅读需要才成为一部编年史；柏拉图也必须“卑躬屈膝于大众文化的要求”。大众文化工业腐蚀着雅典人的精神，“深奥的东西被提到了表面，到了连最无聊的听者都能够听懂的地步。”古希腊还是我们当下？类似的暗讽和恶搞在《误读》中随处可见。

《误读》中最有趣的文章当属《很遗憾，退还你的-------》，艾柯模仿出版社编辑的语气和工作习惯一一拒绝了《圣经》、《奥德修记》和《实践理性批判》等作品的出版，拒绝的理由包括版权问题、市场需求、出版成本、政治要求、对作者的偏见等等。比如《奥德修记》的拒绝理由是“首先，作者的踪影无从查起------如果我们决定冒险试一试，那我们就会卷入没完没了的法律纠纷之中。”《追忆逝水年华》则需要为了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需要好好进行编辑。例如，标点符号需要重新修改。句子太矫揉造作；有些甚至长达一页。------如果坐着不同意，那就没戏可唱。”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可能是评价最差的作品了，“我是英语读者，而你们却寄给我一本天知道用什么上帝所遗弃的语言写成书。”艾柯反讽的矛头直指出版行业的愚昧和创作领域的种种恶习。

关于“误读”，艾柯认为“这是一个戏仿的任务：绝对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任何愧色。”这就像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所说，“不规矩是打趣话的精髓”。《误读》绝对是“恶搞”的参考指南，但任何向大众文化谄媚的“恶搞”，艾柯肯定是不同意的。

《误读》中这些颠三倒四的短文处处透露着艾柯丝丝慧诘的微笑， 插科打诨底下是对当下社会问题并不轻松的关切和洞察。由于艾柯作品中译本种类的局限，艾柯的无所不知和艰深学识，以及《带着鲑鱼去旅行》中的戏谑，常常掩盖了他作为西方最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精神，这可能也是中国读者对艾柯的“误读”。

阅读《误读》不像《带着鲑鱼去旅行》那样来得轻松，虽然行文中处处设置了诙谐的机关，但你还是得忍受艾柯的罗嗦和旁征博引，这绝对不是一个周末下午能够对付的。

站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里，很容易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让我先从中国的内地城市郑州说起。我是乘坐火车前往郑州的，而火车可能就是回答刚才这个问题的线索之一。我所乘坐的火车比英国的更加舒适、快速和准时。中国的公路和铁路网极其发达完善。其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体系。我在火车上结识一位经济学博士，他从未踏出中国国门，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用英语深刻的思考问题。第三，尽管火车比较拥挤，但根据我的观察，火车上的孩子很少，也没有大家庭。中国的独身子女政策解放了妇女从事劳动并降低了出生率，人口增长的减缓也使政府有更多资金投入其他公共事业。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已经能够满足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如果我们追溯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中国经济的真正腾飞肇始于1978年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而其中的农业政策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业实行公社制，这一农业政策极大的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面对农村的衰败现状，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喊出了一句重要的口号：“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为了刺激农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计划内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近25%，计划外的价格上涨40%，农村生产由此迅速得到恢复。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的某些公社私下实施了土地个人承包制。这一农业政策试验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默许，并很快得到推广。到1983年，98%土地由农民个人承包。

这些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戏剧化的美妙效果，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的农业产量平均增长10%，甚至导致粮食过剩，农村是这一改革措施的最大受益者，农民收入在80年代前五年翻一番。

当然中国在80年代农村取得的成就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让我们先到郑州看看。

 

为未来投资

郑州不像上海那样令人晕眩。这个城市的面貌与上海相比有点丑陋、嘈杂和封闭。我们在郑州的一个多礼拜里，从没看见一张外国人的脸。但郑州这个城市代表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经济革命已经跨过了沿海城市到达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现代化的银行、高耸的公寓楼和酒店、混凝土大桥和随处可见的广告。

道路、桥梁和高楼成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他们都得益于各领域的投资，国有的、私人的或外商投资。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在将来变得更加富有，你应该将手头的钱用于投资而不是及时享乐。至于往哪里投资并不是问题，教育、房产或银行储蓄等等。少校费多投资，在将来就能更加富有。一个国家要想变的富有也得遵守这个简单的规则：储蓄加投资。

中国政府在获得资本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公共投资资金的来源，而这个国家的储蓄传统使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被保存在银行而不是用于私人消费。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日子里，100元人民币的投资回报是惊人的72元，平均收回成本事件时500。

在取得了最初的农业改革胜利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开始遇到更为复杂的难题。

 

跨出计划经济

即使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整个中国的经济体系依然是严格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低生产率在整个80年代不断的拖住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市场经济的成功依托于其它要素的支持：商业银行、合同法和对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这些市场经济元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此付了许多学费。

当邓小平准备放弃计划经济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政府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工人下岗、金融体系的崩溃和私人财产的保护等。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有别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到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的1985年的4倍。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限制企业对稀缺资源的垄断，而这都是企业竞争的结果，竞争的前提是行业的零门槛。竞争和自由的行业准入机制推动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消费者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应该鼓励竞争和限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避免激进但危险不可预测的改革政策。中国的改革者一开始希望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建立新型的国有企业以建立竞争机制，渐进的引入私人资本和国际竞争。在改革最初的岁月里，真正的竞争却是来自中国农村的众多乡镇企业，之后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开始允许建立。

在1992年，私人和外资企业的工业产量仅占全中国工业总产量的14%，国有企业依然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经济奇迹不是依赖于私有化进程，而是国有企业和私人、外资企业通过在自由市场中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提高经济活力。但这一政策的效果很快遇到了瓶颈。国有企业的最大优势其实就是掌握了一定的稀缺资源，如果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这一优势，其马上就显现衰弱迹象。因此到了90年代，国有企业开始出现了大规模亏损。

 

中国和世界

在远离中国沿海的西安和郑州，我们依然很容易在街头找到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在上海，每个人都无法逃离这些熟悉品牌的影响。

在9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告诉你同样一个故事：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在那个时候，中国在国际贸易的舞台上只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美国和德国的出口额是中国的10倍。而就在不久之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不到2倍。这不是偶然。

中国为什么需要世界？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发展。还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甚至比比利时还少，当时的改革者们意识到，向世界开放国门对中国是有利的，这主要是考虑到三方面因素：中国可以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玩具、鞋帽和服装等；外国资本能带来更多的投资；随着外国资本的到来，中国企业能从中学到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技术。2005年，中国和香港总共吸引了全球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40%。

美国和日本正源源不断地将汽车和电子产品生产线往中国转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高科技产品生产国，他的优势不只体现在服装上面，全世界超过一半的DVD播放器和数码相机产自中国。就算我坐在郑州的公共汽车里，我也能听到周围的年轻人正在讨论我从未听说的高科技产品，甚至数月之后在我居住的家乡才能够买到这种产品。国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的投资受到不错的回报，但中国消费者也从中受益颇多。

外国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前的重要因素。外资企业不仅带来了资本，给中国架起了一座通往世界经济舞台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竞争，来自全世界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壮大。

假如外国资本能够给经济体带来好处，中国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钱没有流到印度和喀麦隆？

与喀麦隆相比，中国有一个庞大和发展迅速的国内市场，这对外资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喀麦隆领导人是无法拷贝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经验的。另外，得益于中国良好的教育体系，中国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受到良好教育的熟练技术工人，这也是喀麦隆无法比拟之处。尽管印度也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但调查显示，印度人对外包过分的热衷恰恰打消了外国投资者的热情。

中国还具有印度所不具备的其他自然优势。中国除大陆之外，香港和台湾这两个经济表现出色地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无容置疑的。尽管这三个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制度差异非常大，但中国人传统的乡土纽带将这三地区精密的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家Perkins, Dwight曾这样评价两岸三地的这种关系，“香港和台湾的市场优势通过制造业资本输入到大陆。”

印度没有香港和台湾，同样缺少吸引国际资本的诚意。印度著名经济学家JAGDISH BHAGWATI这样形容印度政府“吝啬而自满”，对国内贸易和投资过分保护。

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努力吸引外国投资。最初的政策是经济特区的建立，特别是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试验田，深圳的成功经验很快推广到整个广东和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资本紧随港台资本其后，纷纷涌入深圳和中国。

中国还不是富国，但它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都开始显露出来，传统家庭关系的裂变、贫富差距的扩大、血汗工厂等等，连中国人也开始对前景产生了怀疑。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经济的增长一定要使大众个体受益，更多的机会、更少的恐惧、更少的生活艰辛。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样，我认为血汗工厂好于没有选择的社会，而且我还相信，血汗工厂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位来自中国的消息欢呼的原因。中国的财富还没公平的分配，但是来自沿海地区比如上海深圳的资本和财富正逐渐流向内陆地区，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超乎想象。企业和投资正在从发达的沿海地区迁往中西部，农民工工资在提高，劳动环境在改善。但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受益。

2003年，我遇到了一位名叫杨丽（音译）普通女工：她离开家乡来到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打工，每天工作超过13小时。工作一个月后，他决定辞职回到家乡开一家理发店。他对我说，“每天在厂里就是工作，工作。我在这里的生活更舒服些。”杨丽可以去打工也可以在家乡做自己的生意，她还对我说，“我也可以随时把这个发廊关了，做其他事情。”

经济学目的就是研究杨丽的这些选择。

肖邦是位迷人的音乐天才。他的音乐是其天分的纪念碑，书写了他个人的存在。但在肖尔茨的肖邦传记《肖邦在巴黎》中，像肖邦这样的天才，虽然幸运的拥有超人的秉赋，却比普通人遭受了更多人生的磨砺。肖尔茨不是音乐史家和音乐批评家，这部肖邦传记的目的不是详细地描绘肖邦的音乐天赋，音乐家复杂、丰富甚至痛苦的个人生活，在巴黎的个人生活才是重点所在。而肖邦显然在音乐上耗尽了所有的天赋，与普通人相比，他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低能儿。

爱情是《肖邦在巴黎》中肖邦的生活重心，其中与乔治桑长达9年的非婚甚至无性爱情占据了作曲家短暂生命的四分之一。“孩子气”在肖尔茨看来可以解释肖邦与乔治桑关系，乔治桑年长肖邦8岁，这位巴黎杰出的女作家这样称呼肖邦，“我可怜的孩子”。假小子乔治桑和阴柔的肖邦，这样一对组合在巴黎艺术圈和社交界显得如此与众不同。肖邦与乔治.桑保持了漫长而可怕的关系，但最后却以双方的痛苦而彻底决裂为结局。肖邦之死，乔治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侣冤家，时过百年，人们仍争论不休。这一爱情事件，到底孰是孰非，肖邦和乔治桑各自的铁杆拥护者尽其所能指责对方的恶毒和背叛。肖尔茨的态度是中立的，他通过详尽的历史记载和私人档案认为，两人的分裂可能是一场误会，也源于两人的误解，还有太多的愤怒和骄傲。因为憎恨和骄傲，被诬蔑的一方拒绝解释自己。“感情越是强烈，欺骗造成的憎恨就越多。”两人的决裂是肖邦生活中的灾难，也是两个人的悲剧。

肖尔茨不厌其烦的描述着肖邦的社会和脆弱的私人生活的各个细节，这可能得益于作者掌握了尽可能多的肖邦私人文件的缘故，通过肖邦的私生活，我们窥见的所谓浪漫巴黎是一个空虚的童话。肖尔茨多年的记者经历，使他在这部传记中堆积了过多肖邦生活背景细节，也许这部作品不仅关于肖邦的，而至整个19世纪上叶巴黎往事。肖邦无可避免的多少卷入1848革命前后巴黎和欧洲的动乱漩涡之中。肖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天才群星闪耀的年代，巴尔扎克、李斯特、柏辽兹、舒曼、孟德尔松、拉克洛瓦、贝利尼，甚至还有美国早期作家詹姆斯库珀跟随着肖邦的脚步一一登场，正如作者所言，“这是肖邦和他朋友们（还有敌人）以及同时代人的故事，这不是对肖邦的音乐研究。”这么多天才拥挤在1830年代的巴黎是史无前例的，但也造就了一个无情的竞争战场，但所有这些人的天分都无法让肖邦的光环暗淡。

乘坐这拥挤的公共马车进入巴黎的肖邦刚刚21岁，之后用一生--18年--实现了两个人生预言：征服巴黎，然后在年老之前死去。肖尔茨的文字仅局限于肖邦在巴黎居住的18年时间，也是他生命最重要和最后的岁月。用肖邦和身边人的言谈来描写这个极其复杂的天才，他的快乐、悲伤、得意、失落、希望和幻灭，以及他抗争了数十年的身体与精神痛苦。巴黎是肖邦的第二故乡,也在旺多姆广场，音乐家走到人生尽头。在花都的18年不仅仅是作曲家生命一半而显得重要，它几乎就是肖邦生活和艺术生涯的全部。

肖邦是巴黎社交圈的宠儿，毫不安分的流连于沙龙、音乐会和各式派对。肖尔茨塑造了一个有趣的天才形象，迷人、热情、浪漫而难以忘怀。机智诙谐的谈吐、喧闹、热诚、暴躁、抑郁、狂躁甚至哈姆雷特式的忧郁，所有这些复杂的举止和性格可怕的复制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还长期受到肺结核和梅毒的折磨，但他始终在与自己脆弱的人生斗争，因为对多彩生活的留恋和以及来自音乐的召唤。肖邦的成就归于他的天才、机遇、巨大的个人魅力、坚强的意志、自律，甚至肺结核带来的苍白脸色也为他赢得上层妇女的怜爱，“所有年龄的妇女都崇拜他，而男人则珍视和尊敬他。”他爱过许多女人，他的天赋和羸弱的身体，那样容易引起女性的母爱；他无法憎恨孤独，却也几乎无法承受性和婚姻带来的义务。他敏感的一生被朋友和崇拜者包围，同时也为致命的生理疾病围绕，动容的音符背后是心理疾病的挣扎。

肖尔茨反复强调肖邦身上“夸张的敏感”，这也是他终身不大情愿在举行公开演奏表演的原因，他害怕听到任何负面的评价，从儿童时代到去世的30多年中，总共只举行了30场演奏会，“人群写胁迫着我”，肖邦在给李斯特的信中写道，“他们的呼吸让我窒息，我被那些好奇的目光-那些不认识的脸让我哑口无言。”他的敏感和完美主义造就了音乐上的奇迹，但也使其暴躁、抑郁的根源。肖邦对任何小声批评的反感和对音乐的完美追求，令他脆弱的身心每况愈下。

在音乐上，肖邦是两个时代的桥梁，他俨然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先驱。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是由艺术家们合力推动的，艺术家们开始转变成极富战斗性的社会活动家，“1830年的巴黎是浪漫主义的最大战场”。“浪漫主义，强调真实和个人主义，也强调情感和感受。”肖邦在巴黎的出现恰逢其时，赶上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高潮。但肖邦虽然被尊为浪漫主义的先驱，他本人却从未将自己的音乐标榜为浪漫主义的标签，对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也表现冷淡，除了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肖邦其实是法国裔的波兰人，他至死都被看作波兰民族爱国者，虽然离开波兰之后从未回去。当波兰国内的起义屡屡令人失望和流亡贵族越发堕落时，肖邦的音乐却成了波兰民族未曾消失的标志。“他是波兰的化身，当波兰正从版图上被瓜分时，他把波兰放进了音乐。”

这不是本容易阅读的传记，对音乐家戏剧性人生的描写是建立在翔实的一手资料，作者宁愿牺牲可读性以还原音乐家的生活，这不仅仅只是献给肖邦的礼物，毋宁说是对整个浪漫时代纪念。

《肖邦在巴黎》塔德.肖尔茨著 马永波译 新星出版社 2006年5月

下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我还在睡午觉的时候。原来是他，一席黄白制服，虽没有电视中那位踢着球就公司的那位DHL员工那么夸张把球踢到我的房子来，但也十分精神，这可不是那些骑自行车走街串巷的快递员可以比的，我说的就是DHL从美国运来的空气，不，后来经证实，是从香港来的。一堆在亚马逊上订的英文书，10天不到的功夫，从香港分理处运来，用的是浦发的双币卡，VISA的。这就是我在上海的经历。老托说的不错，世界是平的。

AMAZON上的畅销书，真得很诱人，可惜再耍下去，我的信用卡又要暴了。

无论你生活在纽约还是东京、安特卫普和伦敦，日常生活中的高昂交通费用支出常常折磨着你。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有其普遍性但各个地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像所有伦敦车站一样，高峰时段的地铁在滑铁卢车站满载了睡意惺忪的烦躁旅客。伦敦地铁每年的载客量约7400万人次，他们中的一半人有着固定的出行时间，他们不会随便改变他们得出行路线，只为在老板出现之前准时来到办公室。他们不喜欢浪费时间绕道上班，但他们会心平气和贡献几分钟来到伦敦的一片绿洲，那就是AMT咖啡亭。假如你还没听说过AMT咖啡，你也会明白我在说什么的，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这个星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着。

AMT双份卡布奇诺的价格是1.55磅，比许多相同档次的咖啡便宜许多，这样的价格我当然付得起。包括在内的许多伦敦人为了在咖啡上节省几个便士愿意在早上8点半多花点时间走点弯路。我们需要咖啡，现在就要，这就是路边咖啡馆的重要所在。

AMT咖啡馆在滑铁卢车站的优势非常明显，这里不单单指其处于站台到主要出口之间的极佳位置，更重要的是在滑铁卢车站他没有竞争对手。生意兴隆毫不奇怪。

假如你像我一样买了同样多的咖啡，你也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人靠着咖啡发了不义之财。假如报纸上关于咖啡的偶尔报道是正确的，那我们喝的卡布奇诺的成本只有几个便士而已。当然，报纸也不会告诉我们全部，卡布奇诺的成本包括：咖啡、牛奶、电、纸杯，当然还包括始终给我们微笑的服务员等。但既是把所有的成本全部找出来加在一块儿也比你买的价格低许多。根据经济学家Brian Mcmanus的观点，一杯1美元的咖啡成本是40美分，2.55美元的小杯拿铁成本不到1美元，所以有些人赚了大钱。那是谁？

Alistair, Allan和Angus Mccallun-Toppin，三位AMT的创始人？答案当然没那么简单。主要理由是，AMT的卡布奇诺定价为1.55英镑是由于没有店铺能卖1.45英镑的咖啡，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是市场最低价了。那为什么没有店铺能定更低的价格抢他们的生意？作卡布奇诺生意一样并不复杂，买一台咖啡机和一个柜台，取一个品牌并作些广告宣传，一些免费试用品和雇几个服务员，所有这些都花不了多少钱。

AMT咖啡馆最大的优势是其位于地铁站，直接面对7400百万乘客中潜在的消费者。可以肯定的是，AMT咖啡馆肯定还签订了排他性的协议，它就坐等着生意自动上门好了。所以AMT卡布奇诺优势并不在质量也不在其服务：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但是谁控制了这些地段？瞧瞧最新签署的商业协议，滑铁路车站的物业所有者是Network Rail。Network Rail与包括星巴克等数13家在内的咖啡连锁公司都曾有过谈判，Network Rail的经理可以与他们中每一位都签订一个商业合同，也可能只与一家咖啡巨头订合同，经理会发现，这些公司都不愿为地铁商铺支付高额租金。

但是主动权还是掌握在Network Rail手中，首先地铁商铺本身就是稀缺资源，所以它有能力不断提高租金；其次，有13家公司竞争这一地段，所以租金不可能下跌。

但《金融时报》曾撰文指出，很少有咖啡连锁能在英国赚钱，其中最总要的原因是英国物业费用过高。经济学家的这些观点表面看上去有些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假如一桩利润不菲的生意，一些人有独一无二的资源，一些人手中的筹码每个人都能获得，那么最终胜出的肯定是前者。

 

稀缺的力量

借用一下一本1817年出版的老经济学书的观点，作者是百万富翁戴维.里卡多，后来成为英国首相，但里卡多也是一位权威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研究拿破仑战争期间一个经济难题：小麦价格遭受重创，并影响到农业用地的租金价格。为什么？

李杰里卡多的分析并不很难，假设有一块人烟稀少但非常肥沃土地，一天一位野心勃勃的农妇Axel进城希望以合适的价格出租一亩草地。每一位买家都能预计得到这块土地的潜在收益，但是他们不太肯定Axel提供的价格是否合适，因为那附近并不缺地卖，地主们竞争激烈所以土地租不出好价钱甚至无人问津。Axel的如意算盘肯定落空了。

这个例子中的第一个教训是，拥有有利资源的人并不总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权力。砍价的前提在于资源的稀缺程度：居民很少，但草场很多，所以地主在价格上并没有主动权。

再假设一位名家鲍勃的农民来到这个地方，他发现这里已经没有肥沃土地供他开垦了，他很可能出个好价钱从Axel哪里租一一块草地而不是灌木丛，这时候地主们就拥有一定的定价权力，因为好的草地实在不多。这也意味着业主们能够提高租金了，那到底是多少？租金至少不能比耕种草地少。在这里，租金的变化取决于定居者的多少，后者决定了土地的稀缺程度。这个例子当然不能说明世界的真实情况，但确实能说明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几个因素，与出租者有关的法律，长期合同和文化因素等等，而且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余地更大，鲍勃可以选择做农民或者找一份会计工作甚至开出租，所有这些复杂因素糅合在一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定价力。

日常生活的复杂性经常显而不见，稀缺力也总是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个人群。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些秘密行踪。我们应该对土地市场的动荡对房屋价格的戏剧性高涨或者一夜之间冒出的铺天盖地的咖啡馆处乱不惊。我们经常抱怨一些现象，比如咖啡涨价了，解释这些离开了对稀缺因素的理解，我们寸步难行。

 

“边缘”土地是重点所在

 

 

 

 

 

 

 

 

Portable models李嘉图

里卡多在卡布奇诺和地铁站出现前就已经为解释了地铁站咖啡馆的运作，这就是经济学的力量。里卡多在200年前就已经描绘了我们当代生活的商业图景。虽然19世纪的乡村生活和21世纪的卡布奇诺生活截然不同，但通过经济学家的指点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到两者之间的类似之处。

里卡多的模型对解释稀缺与定价的关系非常有用，远远超出咖啡、农场定价的讨论，甚至为我们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最终解释。经济学家放眼整个世界，他们看到的是隐藏在复杂社会表象深处的社会型态。对于19世纪土地价格的分析如何预言了21世纪咖啡馆运作的真相？关注事件的某个要素以减少其复杂性，否则无法洞察事实的真相。经济学家只对有助于理解整个经济体系运作的要素感兴趣，这意味着我们不必要拘泥于咖啡机的机理、咖啡馆的装饰色调等其他有趣而重要的因素。

但里卡多这个简单的经济模型却常常使经济学家们误入迷途。里卡多在200年前的这个经济模型最初为了解释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财富是如何在工人、地主和资本家间分配的？李嘉图意外发现，通过改善道路和灌溉系统来提高农业产量并不能使整个农业部门获得更高收益，因为这些措施同时会降低良田的稀缺程度，土地价格反而会下降，这是大地主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李嘉图的解释没有考虑到竞争关系这个经济学中的重要因素，对农产品价格和产量的竞争关系迫使地主们热烈拥抱这些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所以李嘉图模型不能解释一切。

高租金的不同理由

如果你受到敲诈你会不会介意？我介意。生活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当然，有时候这些花销是资源缺乏的结果。比如，能俯瞰纽约中央公园或海德公园的公寓数量极为有限，但需求非常旺盛，所以这些公寓都非常昂贵，许多人至死都只能对这些公寓望洋兴叹。但这不能解释电影院里爆米花的离谱价格，无论在那里爆米花都不可能是什么稀缺品。所以，对于高价的理由要作出的区分。

在里卡多（Ricardo）的术语里，我们希望知道高租金的不同理由。

我们知道，高尚地段的公寓由高尚地段和偏远地段公寓的收益差别决定。因此，较高租金最明显的可能理由是相对偏远地段高尚地段相对较高的收益价值。这就是高租金的第一个理由，高价意味着高收益；但也有另一个原因推动了价格的上涨，就像上面电影院中爆米花的例子，你没有选择余地，通俗讲就是垄断。

但是伦敦房价与世界其他著名大城市比如巴黎，还是高出许多，这主要归罪于所谓的绿化带计划（Green Belt）以避免建筑物挤满伦敦各个角落，伦敦人起初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这直接导致伦敦房价租金奇高无比。

这里并不是攻击伦敦的绿化带计划，这一举措使600万伦敦人受益匪浅，从而避免伦敦塞满了1600百万甚至2600万人口，绿化带是一个简单的措施，绿化带使伦敦的土地和物业极其稀缺，高昂的价格既保护了伦敦的环境又减少了居住人口。伦敦 west end的办公楼租金远高于曼哈顿或东京市中心的办公物业，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段，大多数的公寓价格超过7000万英镑。

既然目前伦敦的政策是控制伦敦的面积和人口，那为什么还大力投资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设施？答案就是，如果从郊区至市中心的车途从2个半小时减少至1个多小时而且还有位置可以坐，那么居民为了省钱可能搬出市中心，于是空置公寓开始出现在房产市场，租金将会降低。所以改善交通设施不只与乘客有关，它直接影响了伦敦居民的财富。

 

 

 

市场中充满着竞争，但是无论是企业、个人甚至政府都不喜欢竞争，最好不劳而获。这并不容易做到。这个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竞技场。作为个人竞争不太让人舒服，但是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是欢迎竞争的。

防止竞争的一个方法是控制自然资源提供数量。以石油为例，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能生产便宜的石油，但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每桶石油的价格不到10美元，之后成立了欧佩克以次控制每个石油生产国的石油产量避免石油被甩卖，如今石油价格已经攀升到80美元左右。可以预见的是，石油价格在未来几年不会再回落，因为除了石油之外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不多。但在石油80美元的时候，其他以前看上去高价的可替代能源就会显得便宜，相关的节能技术也会得到发展：煤发电代替石油法带电；低油耗汽车；勘探新产油地。为了保质高价，欧佩克组织要么被迫接受全球石油市场的低份额要么这一松散组织破产石油生产国提高产量。但这一美妙前景不大可能出现，因为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对石油的需求增加量很可能抵消石油生产国增加的产量。

 

When does crime pay?

但大多数经济运作与稀缺自然资源没有直接关系，那也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方法防止竞争。暴力是最常用的手段，比如贩毒贸易和其他有组织犯罪活动。贩毒组织和黑帮团伙都不喜欢在同一地盘上出现竞争对手，惯用的手法用暴力将对手消灭，这也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场景，当然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由于枪支和街头混混供应量充足，暴力事实上不能为黑帮成员带来更多的利润。经济学家列维特在《奇异经济学》中对街头黑帮混混作了有趣的研究，贩毒组织的街头小兵时薪少于1.70美元，中层人员时薪不到10美元，与此同时每位黑帮成员都有可能在其有限的贩毒生涯里2次中枪，逮捕6次以及25%的死亡率。

 

共谋对付外行

 

幸运的是，用暴力减少竞争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毕竟是特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会通过其他手段避免竞争。行会是最明显的例子。行会成立的目的是防止工人失业、降薪和提供恶劣工作环境等，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其他人挡在该行业门槛外。但是行会还是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旦公众意识到行会向整个社会漫天要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高物次，他们会向政客施加压力管理行会。另一个挑战来自国际竞争，比如美国的汽车工人几十年来一直享受高薪和稳定的工作，随着日本汽车的涌入，他们的好运也到头了。

一般来说，当劳动力缺乏的时候，雇主们对雇员的追逐会抬高劳动力价格，但如果雇主对该行业握有垄断权权力，即使劳动力短缺，雇员的收入也不会提高，比如英国教师的待遇实在糟糕，但唯一的雇主政府就是不给教师加薪。

其他职业，比如一生、会计、律师，这些行业通过其他方法使从业人员始终保持着高薪水，最典型的方法是进入这些领域需要长时间的职业资格学习和严格入行审查，从而将每年的入行人员和机构控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与行会不同的是，我们对这些行业的入行门槛提高是可以接受的，谁也不愿碰到一个低素质的医生拿你的生命开玩笑。萧伯纳则认为，这些行业是“共谋对付外行”。

近年来，合法或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多给许多国家带来了“麻烦”，对于移民一个老生常谈的疑问是，移民会偷了我们的工作吗？他们可能偷了你们的工作，但决不会偷走我的。商人需要廉价劳动力，他们倾向于接受更多的移民。那些高技术职位要求很高而空缺甚多，移民的到来正好解决了人次缺乏，民众担忧的是移民会抢了大多数的低技术工作岗位。许多人指责劳工阶层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抵制移民，但是每个人都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李嘉图说过，技术移民降低了本地技术工人的薪水，非技术移民让本地非技术工人饭碗不保。在英国，面对3万多外籍护士的竞争，护士的薪水始终没有涨过；每年英国接受的移民数量相当于当年大学毕业生总数的一半。在美国，非技术劳动者的薪水在过去30年基本没涨过。

 

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

一些经济学家宣称，分析咖啡馆租金和移民问题之间没有区别。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就像工程师，他告诉你经济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改变政策会发生什么。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吸引技术移民对减少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有帮助；当然整个国家和他的领导人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经济学就是一门客观分析世界的工具，但这不是说经济学总是可观的。经济学家研究权力、财富、增长和发展，数十亿的人类可以从好的经济政策中获益匪浅，但与此同时数百万的人类因为糟糕的经济政策而濒临死亡。但经济学家不可能一劳永逸发明一个让世界走上正轨的模式。

 

有位中文系的朋友兴致勃勃地旁听本系一位大师的哲学课，一周后他就决定退出，理由是，你们的哲学课太无趣，哲学和哲学家八卦太少怎么吸引学生。康德和拜伦确实是不好比的。阅毕《行为糟糕的哲学家》才恍然大悟，教授们可能完全被哲学家们的思想所震慑，而忽视了对他们精彩个人生活的开发。

《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关于哲学家的女人，性、朋友，敌人，神经质，刻薄，当然还有他们的伟大思想。作品用简明扼要的篇幅介绍了19世纪以来8位伟大哲学家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这样一种流行的写作方法既满足了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又领略了200年来哲学思想的风云变迁，这是那些满腹经纶的教授们所不歹之处。

人们或许都认为哲学家的生活肯定充满理性甚至不食人间烟火，比如康德的哲学高度理性严谨，而他的生活也如钟表一样刻板乏味，他几乎成了大众眼中标准哲学家的形象。康德为哲学家们树立了良好形象，但他很可能只是一个特例。《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中的8位哲学家，他们糟糕的甚至令人厌恶的日常生活行为与其鼓吹的理性与真理相隔十万八千里。

卢梭的座右铭是，“一生中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但在宣扬《爱弥尔》爱的教育同时把自己5个的孩子都送进了孤儿所；偷了主人的东西却诬陷女仆，还假惺惺的在《忏悔录》中为自己辩护；他还恩将仇报的攻击在危难时刻尽一切努力帮助他到英国避难的休谟，最后“和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朋友都闹翻了”。在人生走完尽头前又用《忏悔录》把自己的罪行一笔勾销，“全世界都是有罪的，只有卢梭是无辜的。”卢梭的生活与他的思想充满着灾难性的矛盾，称赞夫妻之爱，却对陪伴他一生的塞斯“冷酷无情，极度蔑视”，憎恨财富却仰仗权贵。毫无疑问卢梭的思想是超越哲学的，甚至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但他的自我欺骗、偏执和虚伪应该使我们警惕的。

我们期望哲学家像圣人一样按照自己的理论来生活，只可惜哲学史上有太多卢梭这样的例子，他们还像我们一样“抵挡不住名声，权力和性的诱惑——有时候三者一起上”。海德格尔勾引自己的女学生然后一脚踢开；他梦想成为柏拉图似的哲学王，纳粹一上台就迫不及待接受校长之职；面对纳粹的反犹立场，对有恩与他的犹太哲学家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夫妇忘恩负义、冷酷无情；面对纳粹的暴行，战后的海德格尔虽有所忏悔，却极力为自己开脱，根本没有直面丑恶的勇气。萨特不仅是勾引女性的老手，在政治上既是目睹了古拉格的罪恶，还是极力为苏联开脱，打击加缪、梅洛.庞蒂这些学术对手也是得心应手。罗素在性上的放荡与他在学术上的多产不相上下，四次糟糕的婚姻毁掉了这个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也把子女的生活彻底毁掉。那个死于艾滋病的福柯，着迷于死亡、自杀和SM，旧金山的同性恋性乱俱乐部让他留连忘所。

接受《行为遭到的哲学家》解剖的哲学家还有危险的尼采、令人讨厌的菩萨叔本华和极端自私的禁欲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出版同时有一本类似找哲学家茬的八卦书《自从有了哲学家》，后者一看各章标题诸如“尼采:上帝已死，而我也感到不舒服”，就知道是在饭桌旁为我们上的哲学课。而去年出版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内容风格与《行为糟糕的哲学家》相近，但前者仅关注哲学家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行为糟糕的哲学家》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的哲学家并不都是毫无瑕疵的智者，他们指引人类走上真理之路，却将自己的私生活一手打碎。两位作者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哲学家的童年、家庭和意外变故中寻找他们不幸人生和伟大思想的源头。

哲学家的生活有时是可恶可悲甚至疯狂的，他们有智慧却不一定有智慧的生活。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他们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是危险生活的副产品，在接受他们智慧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他们的生活，以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