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批评家史蒂文·约翰逊是一名坚定的流行文化和新技术的支持者，《坏事变好事》的出版曾在美国保守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因为史蒂文在书中始终坚持，“大众文化并非洪水猛兽”。他从神经病学、经济学和文学理论等学科出发为大众文化辩护，试图证明向来被认为垃圾的流行文化实际上正在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
    已故著名文化评论家波兹曼是对流行文化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代表人物，他在其著名的《娱乐至死》中把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比作是“唆麻”———赫胥黎《美好新世界》中一种危害理性辩论和政治对话的鸦片制剂。在波兹曼看来，如果一切公众活动都以娱乐方式出现，一切文化内容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结果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但与波兹曼相反，美国文化批评家史蒂文·约翰逊是一名坚定的流行文化和新技术的支持者，《坏事变好事》的出版曾在美国保守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因为史蒂文在书中始终坚持，“大众文化并非洪水猛兽”。他从神经病学、经济学和文学理论等学科出发为大众文化辩护，试图证明向来被认为垃圾的流行文化实际上正在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
    几十年来专家们对流行文化的诟病其实主要集中在一点，即以电子游戏、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让普通人特别是少年儿童逐渐抛弃书籍，而书籍才是人类获取知识和智慧的正道，专家们对这些远离书本的一代人深为担忧。史蒂文承认阅读之于人有许多益处，但他认为非文字的大众文化越来越能磨炼大脑的能力，这些能力与阅读的重要性不相上下。
    《坏事变好事》的论证首先从著名的“睡眠者曲线”开始。“睡眠者曲线”出自于伍迪·艾伦导演的科幻电影《睡眠者》中一个经典片段：一组从2173年来的科学家很惊讶地发现，20世纪的人们竟然不懂得奶油派和奶油软糖的营养价值。在史蒂文看来，伍迪·艾伦电影中的人物同样会对专家、家长们那么拒斥电子游戏、电视感到不可理喻。因为大众文化不只是消遣，它也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
    对于电子游戏，史蒂文表述道：“一位7岁的小孩甚至能从《模拟城市》这个游戏中吸收复杂的工业经济学知识。”“电视节目也越来越要求观众认知努力”，“电视引发的智力发展正在呈上升趋势”，同时观众也更加乐于接受难度大的电视叙事，“《反恐24小时》不适合没有头脑准备的人”。即使像《绝望的主妇》之类的肥皂剧，也有看5遍以上的价值，每次都能找到遗漏的线索。以《学徒》为代表的真人游戏则不断考验参加者的社交智慧。互联网和数字机器则成了人类记忆库的延伸，“Google就已经成为我们感知文化的方式了”。在史蒂文看来，大众文化本身就提供了充足的挑战认知的劳动量，新媒介对孩子大脑的挑战也越来越高。
    当然，大众文化中的暴力、色情元素在近几年也达到高潮，许多人把“马加爵事件”、“科伦拜恩中学枪击惨案”等校园暴力事件归咎于“血腥”的大众文化。如果大众文化确使人们变得更加暴力化，那么总会在犯罪率中显示出来吧。但史蒂文却发现“过去十年美国电影的暴力程度前所未有的高，但却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十年，校园暴力事件也比以往下降了一半。”而且，简单的道德判断对很多游戏并不适合。许多游戏允许玩家对善或恶作出自我选择，根据他们的选择，游戏的进程也会随之改变。
    那为什么我们的阅读量下降了呢？史蒂文认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少了，是因为我们花在任何事情上的时间都少了，我们每天都有很多新奇的事物等着我们探索。大部分对阅读的研究都忽略了互联网兴起引起的阅读大爆炸，“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我们的阅读量实际上是增加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书本阅读少了不会影响心智的衰退。无论是书籍还是电子游戏或者暴力电视，对于人类认知而言，重要的不是从中获得了什么知识，而是从中学习如何思考最终还是学习如何做正确的决定，经历尝试与错误，经历磕磕绊绊，探索的规则。这就像教育家杜威一直强调的，对教育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人只学习他正在学的东西，学习的内容是次要的，学习中的思考方式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
    与读书相比，玩电子游戏是一种在认知上更加有益的活动？史蒂文作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几百年前人们首先发明了电子游戏，而书籍反成为市场上姗姗来迟的文化产品，文化批评家们可能会这样说：读书会造成感觉的迟缓；读书逼使孩子关门自守而断绝他/她和同龄人的来往；读书把被动性广泛植入孩子身上，令其感到自身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因为“阅读不是一个主动的、富于参与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惟命是从的过程”。史蒂文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要把知识内容的学习当作唯一的学习方式。在电子游戏中，同样能使游戏者包括孩子主动介入，去寻求隐藏的逻辑，在混沌中发现秩序和意义。
    所以，在史蒂文看来，那些对人类命运忧心忡忡的学者们不啻是动画片《四眼天鸡》中杞人忧天、搅得大家不得安宁的“四眼天鸡”。

 

 

当特丽·夏沃去年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美国再次因为“安乐死”问题陷于分裂，宗教、道德、哲学、政治等各种因素混搅其中。但我们这些旁观者很可能忽略了一个细节，美国的法院为何批准特丽·夏沃的丈夫对妻子实施“安乐死”的申请？为何特丽·夏沃的丈夫有这个权力？

《摇摇欲坠的哭墙》的第一章“生存还是死亡”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躺在病床上15年之久的特丽·夏沃最后能在法院批准下安详离开人世，应该感谢30年前奎南夫妇对同样陷入“植物人”状态的女儿安.奎南“安乐死”的法律诉讼。奎南夫妇为撤去延长女儿无望生命的医疗措施而进行了一场神学、医学和法律的斗争。“我们每个人是否有不可剥夺的选择死亡的权利？”因安.奎南引发的辩论比刚刚平息的特丽·夏沃之死引发了更深远的影响。

作者在回顾“安乐死”的历史中发现，这一协助病人有尊严离开人世的手段在上世纪初时依然得到宗教和医学的肯定。随着医学延长生命能力的增强和对医学奇迹的预期崇拜，“安乐死”逐渐被谨慎的制止。但奎南夫妇坚持认为，死亡也是人之为人的权利。奎南夫妇的代理律师年轻的阿姆斯特朗以他杰出的辩论首先确立了亲属作为“植物人”的监护人的权利，然后奎南夫妇通过进一步的法律诉讼主张了无行为能力的女儿的法律权力，代理女儿放弃延长生命的各种导管。也正是这起著名的诉讼，让许多美国家庭能诉诸法律有希望的结束“植物人”病人的生存状态，也让每个公民重新伸张了“死亡的权利”。

“生存还是死亡”只是《摇摇欲坠的哭墙》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摇摇欲坠的哭墙》由8场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法律民事诉讼组成，历史跨度达250多年之久。在“事实应该让你自由”一章中，出版商曾格与英国殖民地政府间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诉讼胜利发生在美国殖民地时期，但这一判例奠定了200多年来，美国新闻界可以自由批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传统，“水门事件”中的两位记者才可能在毫无法律威胁的情况下揭露真相。而“艾米斯塔案”则将黑奴制的不公正首次摆上年轻的合众国法庭，南北分裂的火药味已经在法庭上渐浓。“艾米斯塔案”使得黑奴制成为美国之后政治的核心问题，奠定了废奴运动的基础。但在苏珊.B.安东尼“违法”投票选举案中，苏珊及其领导的女权运动为赢得“女性应有的地位”，争取选举权的马拉松式法律诉讼断断续续了一个半世纪。对宪法权利的捍卫和对不公正的挑战，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8场精彩的法庭辩论，8个著名的判例，基本奠定了美国宪法所赋予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250年间不经意的判决如层层叠加的涟漪形成合力，缓慢的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走向，最终波及每位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而法庭上那些捍卫公民权利为信念律师们，以他们的博学和雄辩见证了历史的变化。

 

1901年9月1日，慈禧这位亲自扼杀了“戊戌变法”的清王朝实际统治者主动寻求变法，一道预备立宪的“仿行宪政上谕”终于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虽然那样的不情愿。

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预备立宪，中国寻求国家强盛的摸索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而在同样的历史岁月里，清王朝的邻居日本通过“变法”不但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还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争了西方列强。“向西看”成了中国有识之士和部分官员的政治共识。与此同时，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携着满族皇亲逃窜至西安的“磨难”历程让西太后也感觉到变法的紧迫性，否则连满族统治都将不保。

1901年1月29日，被八国联军“炮火”赶到西安慈禧太后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其中写道“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了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晚清“新政”终于拉开。但所谓“新政”只是几十年清洋务运动的强化而已，主要内容无关乎练兵、筹饷、育才。但“新政”也为清王朝带来一支新式陆军，发展了资本主义事业，并于1905年废除了沿用了一千多难的科举，建立了新式学堂和派遣大量留学生。

就在慈禧太后推行“新政”不久，中国领土上又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被日本的打败。有识之士纷纷认为：“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之宪，得失皎然。”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沙俄，给中国社会以强烈的刺激。国人，甚至包括朝廷许多满清贵族比如奕匡开始感到立宪可以救中国。江浙的立宪派人士也开始了“奔走运动”，并提出了遣使分赴各国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慈禧太后被迫同意立宪。

1905年2月，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请“变法大纲，似宜仿效日本”。6月，袁世凯联合江都的周馥和鄂督和张之洞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清政府八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五位奏请立宪，出洋考察政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上谕，宣布派员考察各洋政治,这一事实预示清政府的政策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中体西用”转向效法“西体”。1905年9月14日，著名五大臣肩负着改革中国的使命登上火车，但革命党人的一次暗杀行动使出使再次推迟。

鉴于爆炸事件的教训，考察政治的大臣再次低调分批出京。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于1906年1月14日正式由上海出行，出访的重点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德国和日本，主要任务是考察政治。五大臣考出访为时半年左右，他们考察了十四个国家。五大臣在每一个国家逗留的时间不长，但在为时不多的日子里，他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令他们初步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制度的不同。于是清廷下定决心，实行“宪政”。于是就有了1906年9月1日的预备立宪一幕。

1906年9月1日，清朝发布了“仿行立宪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上渝”发布不久   立宪派和地方士绅表示支持，认为：“以五千年相沿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环球各未有之美矣”。全国的许多地方召开了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

“上渝”，是清末预备立宪的“总纲”。首先，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根据清朝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来进行的。其次，预备立宪的目的是“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也就是为了继续满清的专制统治；再次，预备立宪的步骤是先从官制改革入手，广兴教育入手，等取得成效之后，再行宪政。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纷纷组织政党性质的团体，准备投入到宪政运动中去。清政府成立咨议局、资政院和推行地方自治，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参政热忱，他们纷纷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把其作为参政的阶梯。以江苏省咨议局为例，第一届常年会共收到议案184件，其中属议员提95件，占一半以上，还有71件是人民清议案。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达30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末预备立宪为我国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最主要实质的改革是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1908年8月27日，《宪法大纲》正式颁布，但宪政之路依然未能维持满清王朝的通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终于驶入另一个历史车道。

清末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政治近代化性质的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清末的“预备立宪”虽然总终没有成功，但是他的意义仍然重大，他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与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向“宪制”的过渡，是中国封建与专制社会的第一次“政治改革”，也是中国封建与专制向“宪制”的第一次“和平过渡,也是西方“宪制制度”在中国的最初试验。

 

（一）

爷爷居住的上海三十年代西式洋房，共六户人家，平均居住年龄近50年，如今只剩下与爷爷年龄相仿的老人留守。几年来，要对这片旧里动迁的消息不断，动迁费也涨到足以让每个家庭在市中心买套豪宅，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选择在这里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这样的故事在每个城市的角落都在发生。

无独有偶，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了解到故居即将被拆除时，出于对故居的留恋，千里迢迢再看最后一眼曾经生活的地方。书中说道，“对我们这些没有在那里居住过的人来讲，那所房子只不过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物罢了，对于他们却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城市的世界》这本介于社会学教科书和学术专著的通俗读物，用不大的篇幅简要介绍了当代研究城市的不同途径，以及对城市运行方式的各种讨论。对百多年来，关于城市理论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而书中最大的一个观点是，现代城市发展对“空间”的偏爱和“地点”的漠视。在作者看来，地点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却是“定义我们人类生存状态”的重要概念，“地点是一个位置-----人类活动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按照安东尼.奥罗姆这样一种“地点”观，无论是爷爷们坚守的老宅还是帕特丽夏送别的故居，这些城市网中的一个结点或地点，让基于在这些地点生活过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地点”有着强烈的联系，基于地点的人际社会联系发展了一种共同认同和归属。这样一种归属感是我们这些搬进高楼大厦的人所无法体验的。

而刚刚去世的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不朽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显然也赞同安东尼.奥罗姆的观点。简·雅各布斯称得上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一个美国大规模城市规划建设的年代，比照我们当下在全国兴起的造成运动，不乏许多真知灼句。

在《城市街区的用途》一章中，雅各布斯说道，“城市人相互间有用的最大共同点莫过于共享一个地理位置”。她反驳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诸如学校、公园、住房建筑是衡量良好生活的重要指标。她认为理想的街区就是一个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切割个人生活的地点，是一个自治机构，是社会非正式的自我管理。在雅各布斯那里，理想的居住社区环境不只是让人有家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它还应该是促进公共生活的地方，人本质上只有在社会交流关系网上才能得到认同。于是，我可以想象，让爷爷们这些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社会交往的老人，搬进经过切割的城市单元后的艰难生活。而显然，我们的城市建设，在追求高度、宽度和现代化同时，鲜能提供一个“诗意的安居”的场所。

海德格尔这句“诗意的安居”经常出现在许多房产开发商广告宣传册上，但海德格尔的“诗意”显然不是局限于环境的宽敞舒适，它更多的包含着一种身份或存在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只能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实现。安东尼.奥罗姆在《城市的世界》中的建议是，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和市民组织，从而形成具有强烈地与认同感的生活社区，可房产开放商不管这些事。

 

 

（二）

前几天的第一次北京之旅总算领略了京沪之间的巨大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北京城区到处都是双向8车道甚至更宽的马路，以及笔直的由灰色围墙包围的街道。我知道过去的北京不是这样子的，这都是所谓城市规划者们的杰作。

这样的城市和街区在雅各布斯看来是最失败的规划毒瘤。城市的活力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和消费的旺盛，更是城市街道和社区丰富的多样性，后者也刺激了前者的发展。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界定了城市丰富多样性的四个必不可少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也就是说，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拐弯。”

北京马路和街道的宽和笔直可以让陌生人容易得辨清方向和找到目的地，但是雅各布斯认为，这会让街区陷于“孤立无助的处境”，“只有当这条既长又独立的街与另一条类似的街在某个地方相回合的时候，这两条街上的人才能汇聚一些经济资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北京无限制为汽车生存提供宽大笔直的生存环境的时候，牺牲的是城市的商业活力。

而在北京的这样一种心理反差可能源于笔者长期生活在上海市区的缘故。每一位初到上海的朋友总是向我抱怨，被那些弯弯曲曲的马路弄晕了方向。有车一族也常不停诉苦，上海市区的又宽又直的马路实在太小，私车只能在周末出去兜风的时候有用。

但就是这样一种所谓的缺陷按照简.雅各布斯的理论，它更能带来城市的活力和商业的繁荣。你可以轻而易举的跨过马路到对面的小店挑选服装，不那么宽敞的马路实际上将街道两边都连成一体；扭扭歪歪的街道相互交错让你失去了方向感，但也让街区小店在转角自然生长。

于是我们看到，在北京的大部分城区要为找一家超市和ATM取款机焦头烂额，但在上海，这些服务设施只需要几百米的路程。

那么愿意为汽车服务却忽视商业的背后逻辑是什么？简.雅各布斯和安东尼.奥罗姆不约而同的把之归于多元性的丧失。安东尼.奥罗姆在《城市的世界》中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增添了种族和民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生活，而城市生活的本质是生活的丰富和多元广泛。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则认为，多元民族和文化带来的是多元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生活的精彩，美国的少数民族社区和商业区就是例证。外来人口在城市生存的主要方式是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但城市的一元化带来的是商业的裹足不前，这让那些本应充满商机的街道毫无还价之力的被推土机碾平。京沪两地城区道路的强烈差异背后就是对文化多元化心态，北京显然对外来人口限制过于严格了。

 

（三）

简.雅各布斯和安东尼.奥罗姆都是所谓城市规划的反对者，他们认为规划者构想的图景都与城市实际的运转机制无关，建筑师们缺乏对城市生活本身的尊重与研究，城市成为规划的牺牲品。规划者通常忽视住宅与街道、街区的互动关系，忽视公共空间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两位社会学家都敏锐的感觉到：所谓规划到底为谁服务？目标到底是什么？城市居住者显然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规划者迷恋的视觉盛宴和地方政府的辉煌政绩才是真正目标，这显然与城市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两位社会学家对城市规划的批评对我们当下的造城运动有着巨大的启示。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著 金衡山译 译林出版社 2005年5月版

《城市的世界》安东尼.奥罗姆 陈向明 著 曾茂娟 任远译 2005年9月版